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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集结号”.....xiaojianfan

 
 
 

日志

 
 

《春华秋拾—1》——萨日朗  

2017-12-22 13:29:11|  分类: 1-2.6.1纪念826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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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萨日朗《《春华秋拾—1》》

 

春华秋拾—1

 

亲爱的扎旗知青兄弟姐妹们:为纪念我们插队41周年,我在列车上发表一篇本人还没有完成的插队回忆。因时间关系,有可能目前的回忆都发表完了,后边的回忆还没写出来呢。虽然不完整,但我真的努力了,而且我还会继续努力!

祝兄弟姐妹们“8.26”快乐!  

 

萨日朗 090821

 

 

春 华 秋 拾

——在巨力河插队的故事

 

 

四十年了,我以为当年由伟大领袖号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已被人们淡忘;而那些特殊的场景,特定的时间,只有我们这些亲身经历的人才会牢记。

 

然而,当我打开网站,点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重重叠叠的信息扑面而来。人们记得!不但记得,还有专家学者为此著书立说,还有数不清的文学作品记录着那段历史。而就在此时,我们扎鲁特草原的“826列车”也拉响了汽笛,向着我们魂牵梦萦的科尔沁草原驶去……

 

我的知青兄弟姐妹们在久违的四十年后,敞开心扉,用自己手中的笔,酣畅、诙谐、深情、细致地描述着一个又一个扎鲁特草原的故事。

 

在感慨与感动之中,在泪水和笑声的交替里,我读着、写着;在苦涩的回味中与我的知青兄弟姐妹们,共同拥抱那段承载着我们人生起点的青春岁月。

 

 

第一篇 公元一九六八年

少 小 离 家

 

十六岁那年,我和北京城里的中学生们,从祖国的首都一下子被分配到内蒙的农区,成了六十年代末的中国农民。当时有个专用名词叫“插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叫“上山下乡”。毛主席还有专门的讲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也就成了那个年代,一大批插队中学生的统称。因为这批学生基本上是六六、六七和六八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又统称“老三届”。

 

走之前我要去月坛派出所注销户口,爸爸心情复杂地对我说:这户口一销,你就从城市户口变成农村户口,今后想把户口迁回北京就难了。我当时还不懂这话的含义,心想这不是毛主席号召的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跟户口有什么关系?后来才知道,户口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它几乎主宰了我们这代人一生的命运。十年后,在爸爸的帮助和我们共同努力下,我的户口才展转回到北京。这是后话。

 

出发前的一个晚上,爸爸又语重心长地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出门在外要夹着尾巴做人……,政治上要要求进步……,找对象要找出身好的……。唉,都是“运动”闹的!

 

1968年8月26日,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

 

记得那天一大早,我就背着自己的小挎包出发了。

 

先和同去插队以及不去插队的朋友们在天安门照相;又在北京站广场照相。给我们照相的是少华的姐夫,用的是一部135的照相机。因为去插队的同学里没人有照相机,那几张小小的照片,就成了我们今生最最珍贵瞬间的唯一见证。

 

行李在头几天就交运了,一共三件。一件是写有爸爸名字的皮箱,那是1950年爸和妈从老家去东北参加工作时订制的;一件是可以封口的大旅行袋;还有一件木制的小书箱,是爸上学时用过的,也是他从老家一路带到北京的。在同学中,我的行李是挺奢侈的。大多数同学用的是当时凭票购买的那种宗黄色的木箱,或一种草绿色的帆布箱。还有同学用的是当时不同样式、不同尺寸的包装箱。行李中除了家里为我们准备的衣物、被褥、生活用品,还有一套北京市政府发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蓝色的、制服样式的棉衣。

 

开车前一小时,我们要出发的人才急急忙忙冲进了北京站。有生以来第一次不花钱坐火车(本人没“串联”过)。站台上人山人海,在我们乘坐的车厢外边,我意外地见到了几个同班同学。有我们班长马晓明,还有王冀英、王克林、陈秋月。他们的家庭出身都是革军、革干。文革前我们是好朋友,早晨相约着上学,下午相伴着回家。文革开始时,她们都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我出身不好,就分手了。

 

六六年的夏季,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和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坐在教室外面的自行车棚里,听着教室小喇叭传来的实况转播。突然听见小喇叭里有一个女孩儿激动无比的声音:“我见到毛主席了!我见到毛主席了!!”教室里随即传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欢呼声停止片刻,有人从教室里冲出来,对着我们几个大声呵斥:“你们为什么不喊毛主席万岁?你们这些狗崽子,从今以后再也别进三十三中的门!”在无比的压抑与沉默中我们离开了学校。

 

北京火车站的车厢外,看见她们的那一刻,一切隔阂都不复存在,同窗的友情再次围绕着我们。但自此一别大家天各一方,至今再没相见。

 

上车后,好不容易挤到车窗前,看到窗外无数的头顶和一只只伸向车窗的手。无意间发现爸爸面带忧容地站在站台上离车厢最近的柱子旁,正看着我和朋友们告别。他是何时来的,在那里站了多久我不知道。现在想起来,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当时的我只有十六岁,全然不懂。只是幼稚地认为自己也有机会像“红五类”一样,去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

 

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巨大的车轮开始转动,站台上顿时传来一片呜咽声。爸爸忍着眼泪强笑着向我挥手,如潮的人流随着列车前行的方向涌动,呜咽声一浪一浪地扑进车窗……。此情此景,今生难忘!

 

伴随着离别的泪水,列车驶出了北京站。不一会儿,车厢里的小喇叭传出《东方红》的雄壮乐曲,所有的同学起立,高举手中的红宝书,庄严地进行了当年最神圣的红色祈祷,告别了北京,就此踏上这一代人的蹉跎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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