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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集结号”.....xiaojianfan

 
 
 

日志

 
 

《春华秋拾—5》——萨日朗  

2017-12-23 11:07:46|  分类: 1-2.6.1纪念826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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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萨日朗《《春华秋拾—5》》

 

 

春 华 秋 拾—5

 

——在巨力河插队的故事

 

萨日朗

 

 

 

  柴 的 故 事

 

“十一”过后没几天,天上就飘起了雪花,天气一下就冷了。我们还是每天忙着在地里割玉米、掰玉米、运玉米,季节不等人。节前在地里还能当“甜杆儿”吃的玉米杆儿,已冻成半透明状,不能吃了。掰完玉米的玉米杆儿当柴火分给了社员们,有车的用车拉,有驴的用驴驮,什么也没有的就一捆一捆地往家背。

 

十一月,更加忙碌的是场院,给粮食脱粒、扬场、家家户户分口粮。各队的菜园子也忙着收菜、分菜。

 

这时候队里安排我们上山搂柴,为来年的知青灶做准备。

 

第一次去山上搂柴,队里派一辆牛车跟着我们。车上拉着几付耙搂子,那是一种搂暄柴的工具。它的下面是一个类似簸箕的开口编筐,上面扣着一个带长把的大耙子,长把上有一个柄可以挂在人的肩上,然后就背着耙搂子在山坡上转悠,把秋后的枯草、干枝耙进大簸箕里。要知道耙满那一簸箕并不容易,因为它的容积挺大,里面的暄柴越多越是沉得迈不动腿。这种暄柴是引火用的,家家必备。

 

老牛车有两个木制的大轱辘,为了减震和防滑,木轱辘的最外面钉着一圈轮胎垫。牛车在西北沟里走得很慢,我们都是第一次坐牛车,感觉挺新鲜。连月的大田作业到让我们在慢慢悠悠的牛车里找到了惬意。到了山坡上,赶车的社员卸下驾辕的老牛,放它到一边吃草,然后教我们怎么用耙搂子。我们的目标是拉一牛车暄柴回村。

 

一个农村妇女一天可以搂三、四十个暄柴,我们的任务是每人十到十五个。干起来就知道不容易,背着大耙子满山坡转,一会儿就呼哧带喘。午饭后到黄昏,我们九个人轮番上阵,勉强完成任务。黄昏时分,赶车人套好牛车,男生帮着用二齿子把我们扣在山坡上的一个一个暄柴装上牛车,然后用煞绳捆牢,赶上牛车回村。

 

就在装车时,我看见对面坡山上也有七、八个人在搂柴。大概是感同身受,不由得喊着向他们挥了挥手。

赶车人说:“他们是大队白干队的,给大队搂柴火呢。”

“‘白干队’是干什么的?”

“就是村里地、富分子组织起来的劳动队,由大队派活,不记工分,不给工钱,就是白干。”赶车人说:“特别是农闲的时候,让干啥就干啥。像这样在山上搂柴火,一个人一天得搂四、五十个。”

 

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说什么。我心想:要是我家在农村,说不定也是白干队的!农村也搞“运动”!

 

刚到村里时,公社开批斗会,李刚和少华还去参加,并且按北京的方式,让一个当时被批斗的“公社当权派”坐了一次“飞机”。这事儿最终成了少华离开扎旗的起因。那又是后话了。

 

眼看天就要黑了,“白干队”还没有收工的意思。

干了大半天的活,我们已经饿得饥肠辘辘。牛车装满了暄柴,我们只能拖着沉重的腿走回村里。来时的惬意荡然无存,只觉得路太远。赶车的社员说:“这点儿路是近的,打柴的时候至少要走二、三十里路才能看见柴火。”

余辉中的村庄,此时成了我们共同的期盼。真想快点儿回到那里,吃饱肚子,上炕睡觉。

 

     

 

转眼到了十二月。生产队算帐分红,我竟然分了十八块多钱!是起粪和割玉米挣的!

 

屋外已是冰天雪地,我们在北京准备的冬装显然不够充分。大家又在供销社买了羊剪绒皮帽子,男生还买了毡疙瘩(一种用羊毛毡做的靴子),穿上它走起路来一摇一晃,很像老蒙古。我那时的装备:上身,贴身穿件小棉袄,外面穿着知青的蓝棉袄,如果出屋再穿一件长棉军大衣;下身,棉毛裤、绒裤套棉裤;脚上,毛袜套大头鞋。全副武装出门时,就觉得自己像个地滚球。如果不带皮帽子只带头巾出门,就好像光着头,冻得脑瓜瓤儿疼。如果不带口罩(口罩内还要加垫一块手绢)出门,一分钟脸就冻青了,再过一会儿就冻硬了,咧开的嘴绝对收不回去。老乡说,最冷的时候吐口唾沫掉地下就是个冰疙瘩,屋里的水缸能冻两半儿。那大约是零下三、四十度。在没有任何采暖设施的北方农村,每一个寒冬都是一段相当严峻的日子。屋顶上压着厚厚的积雪,水井沿儿冻成半米高的冰坡,井口只有一只水桶大,如果不带手套,手会粘在辘轳把上或水桶上。屋里的墨水冻成了冰,只能用铅笔给家里写信;外屋的水缸也冻了一层冰,每天早上要先破冰才能取水……。但,生活每天都在继续。

 

乡亲们准备过年了,我们好想家。旗里、公社和大队都动员知青在村里过革命化的春节,可还是有五个人决定回北京。说走就走。十二月二十几,我们搭了一辆去旗里的卡车上路,准备先到鲁北,再到通辽乘火车回北京。当时鲁北到巨力河公社每周有班车,也是卡车,票价九毛。但天不好时就不发车,我们要么等,要么搭车。好在公社车多,搭车比别的村容易。上午搭车,一会儿就到了工农公社的窟窿山(好像是十八里地),因村西口的山崖上有个大窟窿得名。司机准备在此小息,然后去鲁北。休息时遇到一位跨着两匹生各子小马去鲁北的马倌儿,少华和迎建缠着人家,要求骑着那两匹小马一起去鲁北。马倌儿说:“没鞍子,只能骣骑。”他俩骑马心切,二话不说,让骑就行。未等我们上路,他俩和马倌儿一起打马扬鞭,不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汽车抵达旗里已是下午。远远地看见大道上有俩人,正一拐一拐地往前走。靠近了一看就是少华和迎建!我们以为他俩早就到了旗里,怎么还在大道上?他俩诉苦说:“骑上马才知道什么叫生各子马!什么叫骣骑!”原来生各子是从来没人骑过,也没训练过的小马,根本就不听话。忽然有人骑在它背上,它总想摆脱骑手!再加上是不备马鞍子的骣骑。骑在马背上的人,可就受罪喽。一路上,他俩就剩了后悔!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了旗里。说话间,我们告别了司机,在道边商量着到哪儿去落脚。少华和迎建也准备在道边的水泥台上坐一会儿。结果俩人不约而同地从水泥台上跳了起来!屁股!屁股像被马鞭抽了一样剧疼!全骣破了!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俩只能选择站着或者趴着,回北京一周后才能“恩得勒索”(蒙语‘坐’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买了去通辽的班车票,一九六九年元旦那天坐上回北京的火车。车厢基本是空的,我们几乎是一路睡着,当然,少华和迎建是一路趴着,回到了告别仅仅四个多月的北京。第一感觉是:北京真大!真干净!真温暖!家里的墙可真白!电灯可真亮!我们真成了农村人!

 

北京的女孩儿谁带棉帽子穿棉大衣呀!扛着手提包上公共汽车,遭到售票员的白眼儿,一个劲儿冲着我喊:“刚上车的买票!”待我把准备好的四分钱递给她时,她翻着白眼儿说:“五分!”我从小学到中学乘坐北京的公共汽车,票价一直是四分、七分、一毛一,什么时候改成五分、一毛、一毛五了。结果,我又给了她一毛钱,她只找了我五分,先付的四分也没还我。面对她不屑一顾的样子,我忽然觉得找不着自己了。五分就五分呗,翻什么白眼儿呀!在外地我说自己是北京人,可在北京人眼里我已经完完全全是外地人了!到家后,妈让我把棉袄棉裤棉大衣统统放在阳台上,说那里面有膻味儿!(还好没招上虱子)第二天到居委会登记,为自己办了三个月的临时户口。

 

六九年春节后,我家宿舍楼里又有几家的孩子去了陕西和山西等地插队。我姐姐也去了陕西,表妹去了内蒙兵团,表哥、表姐去了内蒙的白城子。听说我的同班同学们也在那一年去了吉林。

 

曾经是花儿朵朵的一代人,曾经是建国后倍受老一辈革命家关怀爱护的一代人,就这样告别了曾经拥有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极度的落差中,在陌生的天地里,开始体验全然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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