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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集结号”.....xiaojianfan

 
 
 

日志

 
 

《回忆我的知青生活》——钟蒲寅  

2017-02-28 18:31:47|  分类: 1-2.1.2插队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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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知青生活

——八中老三届初三5班钟蒲寅

时光荏苒,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知青生活的那些尘封往事,特别是许多细节大都记忆模糊了,不过仍有一些片段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1967年学校开始发落我们这些中学生,最早是当兵和去工厂,这样的好事我是想都没想。然后轮到黑龙江建设兵团,班里又有一大拨获准同行,可我的热情要求被军代表无情拒绝了,至今我仍然清楚记得他冷漠而又不信任的目光,我被告知没有资格去边境地区。接下来,作为可教育好子女,我荣幸的被内蒙插队接纳了。我与同班一个要好的同学说好一起去,可临行前他被家里扣下另行安排了。我是没得选择了,只能只身进入了八中赴内蒙扎旗的插队行列。
1968年8月26日,我挤进满载知青的列车,一个人都不认识。列车驶入通辽车站,站台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语录歌震耳欲聋。女八中的周红代表知青表决心,她是我们家大院的,在这上千的知青中总算有了一张熟脸。接着坐敞篷卡车颠簸一天到了鲁北,我就这么一路上一个人晃荡着,不记得路上跟谁搭过话。或许是投缘,或许是机缘,反正是在鲁北安排落户前,我跟莫安临这哥几个凑到一堆了。于是,我便编入了广新堡集体户,幸运的成了广新堡的一员。我第一年是在二队,二队的男生还有牟尚高、穆星星和毕胜我,记得女生有李玉红、宋晓燕、胡新生、夏鸽、梁碧芝,好像还有张勃。
进了生产队就赶上大秋,我们这些不足二十岁的男女学生都当正经大劳力使唤,与在庄稼地里滚大的老把式一起下地收庄稼。面对望不到地头的谷子、玉米、高粱,大伙儿手持镰刀一字排开,一人一垄齐头并进,很快老乡们便甩开了我们。拼不过老乡就拼女生吧,再让女生拉下,面子上挂不住啊。哪想到她们都像打了鸡血,硬是超不过她们。尤其是宋晓燕,猫着腰一会儿就窜得老远了,怎么也撵不上。至今还记得她牙咬镰刀双手飞快扎谷子的背影,那架势真把我吓着了,这哪是十几岁的小女生啊。我那时爱练哑铃和拉力器,还把家伙事儿带到了村里,在男生中也算是壮的,可还是跟不上趟,这算是初次领教了广新堡女生巾帼不让须眉的厉害。
扎旗的冬天来的早,11月村里已没什么活儿了。由于是第一个冬闲,男女生大都先后回北京了。我家里只有一个小学尚未毕业的妹妹,没心思回去,就一直在村里留守,到后来男生只剩我和段氏哥俩了。记得68年12月26日,我们以给主席祝寿为说头想改善一下,由 我去鲁北采购。我们有鄂生带来的一辆破旧自行车,可那在当时当地也算是个现代交通工具了。那天晌午,我一身单衣单裤蹬车奔了鲁北。自打文革开始我就是这样冬夏一个行套,为的是磨练意志,提高适应能力。这身打扮走在鲁北街头,大风吹的两条裤腿如同旗杆上的破旗抖得山响,招致不少诧异的目光,兴许是把我当成没有冬装的流浪汉了。其实街里也没啥,整了点驴肉匆忙往回赶,路上可遭了罪了。顶着风拼命蹬,那大风顶的我从鲁北大梁往下蹬还蹬不动。从鲁北大梁到村里是几十里的荒甸子,中间只有个联合屯,一片漆黑,北风呼啸,我一身单褂一路推着车闷头走。现在回想起来,这会儿要是来了狼我也就算为知青户壮烈了,可当时就是一门心思往回奔,早点进屋暖和暖和,跟哥俩儿一起开撮。此时唯一温暖着我的,就是挎包里那点已经冻硬的驴肉了。进了屋那哥俩儿正翘首以待呢,也顾不上述说一路的辛苦便赶紧忙活起来。不记得是为了助兴还是为了取暖,平时不喝酒的我,居然找出药用酒精,兑点白水温一下喝上了。一顿美餐顿时打消了辛劳,不过自打那往后我再没勇气单褂挑战严寒了。
扎旗的冬天特别冷,广新堡地处鸽子山和八岔山之间的谷口边缘,据说那是大兴安岭的一个风口,也就格外的冷。我至今记得那日夜呼啸的西北风,好像一个冬天都没停过。男生住的小土屋把着村西头,正好守着风口。我们哪儿见识过这样的冬寒,一点过冬的经验和准备都没有。我们的小屋北面有一扇小窗,对着集体户的小菜园,糊窗户的纸早就被吹破了,躺在炕上就像睡在露天。后来听老乡说冬天要把北面的窗户用泥糊起来,我们赶紧行动,可那风大的,两铲子泥堆上去马上就吹下来了。记得好像是大队长老高山挺关照我们,看我们过的太狼狈,就过来指导我们,教我们用热水和泥,从外面堵,即便这样那泥还是没铲两下就要冻上。我和小京冒着大风好一通忙活,总算把窗户堵上了。都说东北是窗户纸糊在外,我们那会儿是土泥巴堵窗外。
老高山又指导我们备过冬用的柴草,一大早就套上牛车到我们的小屋前候着,带我们上山搂草、刨柴。搂草是在村南的山梁子上,一人拉个上边扣个藤罩子的大耙子,绕着山梁转,罩子满了卸到牛车上,再接着转,装满一车也得功夫了。也不记得一趟下来要转多少圈,只记得转到后来已不知自己是人还是牲口了。更苦的还是刨柴。据说,起先村边山上也是树木成林,可到我们那会儿山上的树已被靠山吃山的前辈伐光了,只剩下不多的荆棘。所谓砍柴只能是把荆棘带根刨了,再往后怕就没得刨了。我们也很快就认可了这样的现实,人冻到快要断子绝孙的份上就顾不得造福子孙了。刨荆棘是在村西的八岔山,这活儿要比搂草苦多了。荆棘根都扎到了石头缝里,入冬山石都冻得生硬,一锄头下去像刨在石板上,手震得生疼,还不见多大动静,几锄头下来虎口像要震裂了。更要命的是正值严冬,寒风刺骨,抡开膀子干也抵御不了严寒。我脚上的条绒棉鞋露着脚趾,根本不保暖,双脚早冻麻木了,几乎不听使唤,挪个步都困难,还得尽量站稳了使劲抡锄头。山上也没个背风的地方,我们就这样迎着风咬着牙玩儿了命的刨,冻得半死整了一车。在跟着牛车往回走的路上,小京问我怎么总在笑。这会儿哭的过儿都有,哪还笑得出来,再一看小京也是似笑的样子。原来我们是冻得鼻眼歪斜,眼睫毛和鼻孔似乎都冻上了,五官堆在一起,像是一幅笑样。那一年我和小京的双手都害了很厉害的冻疮。
不记得那个冬天是怎么起伙做饭的,反正是人都走的差不多了,起伙也不多。我们也就是晚上点起个牛粪火盆取取暖,屋里冷的墨水都冻上了。我和小京把其他人的被褥都盖上,还得带上棉帽才能入睡。村里有些半大小子闲着没事常来串门,印象最深的是二队刘海山家的刘升,屋里冷成这样还经常和我们一起过夜。这次回村见到他,还一起笑谈和我钻一个被窝的往事。老乡家毕竟比我们这儿暖和,我们便经常分头去老乡家闲扯,我去的最多的是刘海山家。记得他家穷的什么都没有,炕上铺个满是窟窿的破席子,锅里的菜粥能照见人影。我看不过去,就把过年前队里分的二十块钱给了他家十块,剩下十块好像给了与我们走动较多的任皮匠。这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接着就又有人想要。我兜里哪还有银子,就是有也不能再送了。严酷的现实又给我上了一课,给我幼稚的同情心降了温。我很快明白了,再多的类似区区善举也改变不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农民靠施舍摆脱不了贫困。而没过多久我们也混的几乎比老乡还惨了。
那年春节我是在老乡家过的,他们虽然日子惨淡,但仍以朴实的热情和关爱给了我些许或缺的温暖。春节过后我也按耐不住窜回了北京。再回到村里时,中原又加入二队,一队只有老莫和鄂生,我就转到一队和他们混了。
很幸运我们集体户有老莫这个带头人,他善于以灵活务实的态度面对现实,带头与老乡交往以避免摩擦,出招与女生斡旋以改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的豁达乐观态度给了我们诸多精神上的支撑。在当年那样繁重劳动和艰苦生活的环境中,尤其是身处迷茫和苦闷的境遇,我们没有垮掉,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积极影响,至少我是这种感觉。他和鄂生好像还有星星带到村里很多书籍,稍有空闲他便引领大家翻阅群书、谈经论道。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大家晚上躺在炕上,每人头前一盏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入神的看书,我的文科基础应该就是在广新堡的炕头上打下的。他还常带着大伙儿玩篮球、练摔跤、学唱所谓的禁歌,许多苏联民歌和外国民歌二百首中的歌都是在广新堡的田间炕头学会的。更不靠谱的是他还带来一把小提琴,晚上没事还教授拉琴,我还学了一阵子。记得一次我们在屋前草垛上拉琴,恐怕是那“悠扬”的琴声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了,连小洛那么老实的人都掀起窗户,高声哀求道“饶了我们吧”。后来回到北京接触了真正会拉琴的人,相比之下老莫那两下子还真是不行,甚至可以说根本不会拉,我想他是在自寻快乐,并把这份快乐带给大家。后来,也是在老莫倡导的自我开源举措中,他带头捐出小提琴,跟老乡换了鸡蛋了,此琴至今不知所终。记得一次我和老莫在水田干活,又热又渴又饿,他说咱们来点精神会餐,就讲起北京有什么好吃的,怎么自制冰淇淋,还真有点电影上甘岭中讲曹孟德的故事生精止渴的功效。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小河西水库游泳,他站在岸边,拍着屁股带头唱澳大利亚民歌剪羊毛,那欢快的身影至今还能浮现在眼前。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们的精神生活还不算贫瘠,因而面对困苦,我们还是憧憬着明天的光明。但接下来发生的变故却并不光明。
那是69年的9月,地里的末茬西瓜要拉到外面去卖掉,队里只信得过让知青跟着过秤收钱。我和老莫分头跟车出去卖瓜,这算是个美差了。每天坐在车上,不费什么力气,天天挣工分。不记得出去多远,反正是到了牧区。一路走一路欣赏牧区的景色,弯弯曲曲的小河旁走动着成群的牛羊,广袤的草原沉静而辽远,敞开胸怀拥抱着天边的暮光。此时,生活似乎都变得美好起来,没有一丝不祥预兆。转了两天还剩下不少瓜,我们便拉到鲁北去摆瓜摊,夜里只好守着瓜摊露宿街头。9月的扎旗已经是深秋季节,天气已明显转凉,尤其是夜里都挺冷了。一觉醒来,只觉得头重脚轻,浑身乏力。我觉着自己是着凉发烧了,但也没当回事,挺着把瓜卖完了天已擦黑,这才顾上去医院看病。可这时医院已经下班了,空荡荡的楼道里没人理睬我。我一赌气,在楼道的墙上写下骂医院缺少医德的留言,转身跟车回村了。
那时我体格挺棒,根本不拿头疼脑热当回事,回到住地还用拔凉的井水擦了个澡,觉着降降温就挺过去了。谁曾想就此躺在炕上起不来了,持续高烧咳嗽,呼吸也越来越困难。见此状况鄂生首先给我诊治。他那时得空就抱着本农村医疗手册琢磨,是我们男生中唯一的自学医师。说不清病因,又没有药,就土法上马针灸治疗。此前他曾在我身上试过此道,待病真来了,却不见任何疗效了。众弟兄也没了招,只好想办法给我开小灶,希望我挺过这道坎。一天专门为我做了鸡蛋面条,那可是当时的奢侈佳肴了。记得一盆热腾腾的面条端到我身边时,围在身边的几个人两眼发直,喉头蠕动,分明是在咽口水。在我吃了两口示意吃不下去时,众人蜂拥而上,将面条一扫而光。
就这样在炕上熬了一个星期,见我已是气息奄奄,无奈之下请来了村里人送葛大牛X之称的葛大夫。他自称上过朝鲜战场,有多年行医经验。他拿个听诊器,假么假事的在我身上听来听去,没说出病因,却煞有介事的说我与常人不同,身体器官位置全部反向,心脏在右边,并且一定是肝在左脾在右。还非常得意的说这样的人是他查出的第二例。事后想想,还得感谢他这吹牛的本事。他这一吹,倒是把我吓着了。我是没有一点医学常识,也搞不清肝脾的位置,但心跳一直是在左边这我是清楚的。大伙儿也都感到是出大麻烦了,再挺下去恐怕会出事,当即向大队要了辆拖拉机,由援朝护送奔了鲁北医院。在去鲁北的路上,迎面碰到一辆马车,星星和尚高搂着个老头坐在车上。也是那年秋天,他们为队里护瓜园时,与村里一个打算白吃白拿西瓜的老头发生摩擦伤了老头,此时他们是在鲁北给老头治理过后返回村里。我们都没停车,甚至什么都没说,只是相互投去凄楚的目光,无力的挥挥手各自驶去。那时我们都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是身心的痛苦亦或是冰冷的死亡?
到了鲁北医院,很快诊断出了是急性胸膜炎,并发胸腔积液。最危急的是胸腔积液压迫心肺导致呼吸困难,随时可能窒息,需要尽快从胸腔抽出积液。但好像是备战的缘故,医院一直停电,不能胸透确定积液位置,也就无法抽积液。而且,也没有有效控制病情的药物。只记得每天在漆黑肮脏的病房中,会飘进个幽灵般的白衣天使,手持一个不知是否消过毒的针管,挨个给每个病人打针,从不换针头针管。这些日子,援朝日夜守护着我,那个小医院也没个正经休息的地方,也不知他是怎么熬的。每天,当他端个大搪瓷杯,把不知去哪儿给我加工的饭食送到我面前时,我的眼眶一定是湿润的。虽然我已基本不能进食,但这是那时我感受到的唯一温暖。
在鲁北住院期间,我的病情日益加重。到后来,时不时有一种走过黑暗见到光明的轻飘感觉,我想那应该是我在走向死亡之门。那段时间我意识还清醒,想到自己如此年轻或许就要告别人世,倒也没有什么恐惧和痛苦,反倒有一种获得解脱的轻松感。我算是体验过死亡隧道的感觉,与那些经历过起死回生的人有同感,人在即将灵魂出窍的那一刻,感觉挺美好的。
大概过了个把星期,李玉红代表集体户前来探视,见我如此状况,认为再在鲁北住院治疗无异于等死。可那时刚发布了一号备战令,不经特许,任何车辆不得驶出扎旗。我们在旗里不认识任何人,没处去理论。李玉红当即表示她来想办法,其实她也心里没底,只是不愿就此等死。没过多久,她还真把知青办的一个什么头头拉到医院来了。那位领导怕传染,都没敢进病房,只是隔着窗户看了一眼我鬼一样的脸。好像是李玉红威胁他,说情况都看到了,如果不立即送到通辽救治,出了人命就追他视死不救的责任。这招还真好使,旗里很快就特批了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往通辽救治。
熬了一个星期的援朝估计这时也快垮了,中原和小京闻讯赶到鲁北,接替援朝护送我去通辽救治。那是一个阴冷的早上,我躺在担架上被推上了救护车。没想到我是这样初次体验了乘救护车的滋味。那时有车去通辽可是大事,更何况是坐救护车这样的豪华出行,自然惊动了鲁北的不少七大姑八大姨,记不得救护车拉着我在鲁北转了多少圈,捎上多少人,直至我感觉周边挤满了脚,救护车才向通辽驶去。车上虽然噪杂,人文关爱还是有,我自然是享受卧席,途中随行的医护人员还想着时不时给我服药打针。一路颠簸虽然很痛苦,但获救的希望还是支撑着我挺到了通辽。
救护车直接把我送到了通辽的一家大医院,诊断、透视都很顺畅,只是没有省(那时哲盟已划归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的手谕,不能留我住院。天啊,我一社会最底层的知青,又背个黑帮子女的名头,让我去拜请省革委会主任的手谕,不如干脆让我死了。医院还算人道,尽管没有手谕,也没置我死活于不顾,还是采取了必要的急救措施。一位大夫让我手抱椅子靠背,拿个最大号的针管从我后背两肋之间扎进去,抽了足足三管浓黄的积液,然后很客气的将我请出了医院。于是,中原和小京决定立即送北京再想办法。出了医院先找了一家旅社,他们二位架着我到了前台。旅社服务员见架进来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咳喘不止、形同恶鬼的家伙,吓得连连摆手,不容分说,毫不客气的将我们撵了出来。无奈,我们只好找了家最不讲究的大车店,那里倒是只认钱,总算在一条大炕上安顿了下来。同炕的住客虽然都比乞丐强不到哪去,但见了我这副模样也都害怕传染而躲的远远的,那一夜倒也落了个宽宽敞敞。
这次乘火车返京自然与以往知青惯用的蹭车不同,是堂堂正正买了票的,哥俩还特别照顾给我在车上补了卧铺。虽受病痛煎熬,但也有几分奢华的感觉。到了北京,还是遇到同样的规定,必须持市级证明才能住院。还好,八中的张庆凤还记得我,出面协调校革委会出了证明,再逐级找到区里、市里开出证明,又托人找关系,总算在一个亲戚所在的医院安顿下来。
在北京的治疗、恢复就不细表了,第二年五月又与援朝、星星结伴回到了广新堡。回到村里还是照旧与大伙儿一起干农活,转眼又入秋了。这时,知青可以因病返城的新政策传到了村里。这可是知青得以改变命运的第一个特大喜讯,还听说很多知青都在围绕这一政策打主意。一开始我还不太信自己能就此重回京城,老莫以他特有的灵活务实态度劝说我不能太死心眼,说很多人没病还想找病呢,何况我是在旗知青办挂了号的重症患者,赶紧趁机走人。还说我们都应该抓住能用得上一切机会,迟早大家都要想各种办法走出广新堡。我按要求递交了病退申请,果然很快就拿到了病退回京的全部手续。
这一年,又是同样的深秋十月,我告别广新堡,告别相处了两年的乡亲和户友,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活。如今,知青作为一场运动各有评说,褒贬不一。它对于国家或许是灾难,对于卷入其中的个人和家庭可能是不幸。但不管怎样,我们毕竟是把自己最美好青春的一部分以至于大部分留在了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那里留下了我们初识社会的稚嫩脚步,那里镌刻了我们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这一段经历给了我们受用终身的宝贵财富,我们对社会的认知和对人生的思考是从那里起步,我们多少算是坚强乐观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一段的捶打和磨练。同时,这一段经历也让我们的集体户结下了情同兄弟姐妹的友情。所以我们对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们,总有一种眷恋之情,以至于每每忆起知青岁月还能感到那般亲切和弥足珍贵。
                                                                                                 2017-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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