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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集结号”.....xiaojianfan

 
 
 

日志

 
 

《(原创)第一次返乡记(2001.7)(四)》——huangrick2006的博客  

2017-07-31 09:28:26|  分类: 1-2.1.2插队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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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返乡记(2001.7 (四)

治超陪着我在寨子里边走边看边聊寨子里原先茅草屋基本看不见了(其实那种茅草屋很舒服的,冬暖夏凉,就是容易发生火灾);具有传统贵州特色的木屋也少了(那需要多少木材啊),新建的都是砖瓦房,土洋结合的式样,千篇一律,农民们大概认为新潮有的人家外墙还贴了瓷砖,挺气派的,据说凡是家里有年轻人外出打工,挣了钱第一想到的就是回来盖新房,真正想一辈子离开家乡的恐怕不多(当然如果在外面混得不错,则另当别论)。尽管是新房,外面光鲜漂亮,可往家里一看,还是破破烂烂,空空洞洞的只有一样高科技: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都和碟形天线――卫星讯号接收器相连。回想当年我下乡之初的几年里,这里连电也没有,晚上点的是煤油灯,黑黢黢的。全寨子只有属于我的一台收音机。也不过三十来年的时间,变化多么巨大!

寨子中心是个大场中间铺了水泥地,可以晒谷。一边是存粮的仓库,我们到生产队的第一晚就住在那里,也是唯一只住了一晚的地方,却带给我们终身难忘恐怖的经历。这个破房子,一侧有木柱子撑着,竟然还歪歪斜斜地立在原处。东侧面应该是几年后上面拨款给我们知青盖了五间房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有了。估计因建造质量太差,早已拆除,连地基都看不见了(后来想起来了,那时其实地基也没打就造房子了)。想留个影是不可能了,不禁有些遗憾(那是我亲手参与建造的房子啊,有一篇博文专门写了建房的经过)。

寨子里安安静静,冷冷清清的,青壮年基本看不到,都出门打工去了。在地里忙农活的很少,老人们自然是呆在家里凉快,一些小娃儿倒是在外面玩得开心他们好奇地打量我,这个背着照相机,穿着西装短裤的家伙。当然,他们不可能认得我,认得我的人肯定是三十四、五岁以上的人了,虽然当年我们在时他们才几岁,但对上海知青个个印象深刻。正四处张望间,有个中年人挑着“毛才”(即番茄)稳步走来我们一下子都认出了对方,他叫老木,是我们曾经的邻居,老实本分,勤劳能干。攀谈一番下来,原来他就是“毛才”种植大户,卖了一万多斤,收入有好几千元!老实人不外出打工也能发财。当然,代价也不小,头上已有了白发,脸上添了皱纹,但看得出他是满足的,只是少了少年时的灵气。我脑中忽然闪现鲁迅笔下“闰土”的形象,但又有不同,可以说他是一个靠勤劳致富成功的农民。交谈时他都没有歇下担子,正忙着把毛才送出去呢!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在吱嘎吱嘎扁担发出的声音里,我似乎可以听到他沉稳而欢快的心跳。

不远处就是我们曾住了好几年的房东家房东姓刘,当年是妇女队长,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圆圆的脸,留着短发,很能干,心肠又好,那时是她主动收留了我们四个男生,让我们住在她家楼上虽然她先后有了三个孩子,可对我们依然十分照顾,是有恩于我们的人。她丈夫是县一中的语文老师,很少回家有我们这一帮人来住,热闹多了自然,也给她添了不少麻烦。我们都叫她“大姐”,一天不叫几十遍不罢休现在来了,当然非常想见她。可是过去一看,房子倒是还在,门却关得紧紧的,门前还立着两个大大的打米桶(水稻收割后脱粒用的四四方方的木桶),显然不像有人住的样子。一打听,才知道她搬去县城住了,她丈夫已退休,儿子在县里当官,媳妇是县二中的老师学校旁边开了一个小店,卖一些文具,汽水之类的小商品,补贴家用,大家都说她福气好。见不到人,见到我们曾经的“巢”也很激动。我拿起相机,拍下了珍贵的照片,拿回去给几位插兄看看,另外决定一定要到县里去找她,当面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当年最要好的朋友非治振莫属,他家就在那个“大锅”(卫星天线)旁,房子是村里最新,最好的之一,是那种外墙贴瓷砖的。可是一问,他不在家,说是在镇上开店收购鸡蛋。好,就去镇上走一走,顺便买些菜,晚上好请老乡们来聚一聚,见个面,摆摆“龙门阵”。他儿子自告奋勇说带我去,他有一辆旧摩托车。于是乎“突,突,突”屁股后冒着烟的怪兽驮着我们出了古老的寨子,直奔镇上而去。想当年“大姐”的丈夫有一辆自行车,我曾借用过一次,真是神气啊!可现在山寨小子却开上了摩托,带上我这个大上海来的客人,想必他也很神气呢!不一会儿便到了镇上,基长镇毕竟是个小地方,变化不大,当年的景象还能看出不少,北头是基长中学门口贴着红榜,可考上好学校的人似乎不多,大门和当年的差不多,关得紧紧的望里一瞧,校舍依然破旧,冷冷清清的,可见教育投入还成问题。治振仍然没见踪影,先采购再说,猪肉,鸭子,熟菜,熏豆腐,买了几大包,捆在摩托车边酒不买了,我只想喝当地农民自己做的土酒,蔬菜更不必买了,地里有的是。等我们到家,原来治振早已回来,马上迎了出来,高兴坏了,老兄弟二十多年没见,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和我也是同岁,变化不太大,只是头发也花白了。见了面,不知怎么地我忽然开始讲起贵州话来,好像记忆的通道突然打通。这一下,交流的质量有了质的飞跃,我又成了他们的一员。真没想到我的贵州话还能说得这么溜,自己都不敢相信,要么我有学语言的天赋,要么我前世就是贵州人。

当我问起现在生活如何,他很自豪的告诉我:“比以前好多了,有白米饭吃了。”这句话现在一般人听了会觉得荒唐,有白米饭吃就算好吗?可我是在当地呆了八年的人啊,自然明白其中的分量!他带我到田里转了一圈,我惊讶地发现,每一块田的水稻都长得好极了,原因只有一个:每一块地都是他们的“自留地”。当邓小平把地还给农民时,吃不饱的问题不再是问题了,就是这么简单。记得当年是人民公社,种地大忽隆,一亩地出产600斤就不错了,800斤是高产。可现在据他说,每亩收成不少于1200这个变化太大了,可原因又太简单了,一条好政策造福了多少人!农民的要求又是那么低,有饭吃就行,有饭吃他们就满足,就要唱山歌了。有了粮食,政策放开,不再担心被人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帽子,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干。只要不是懒汉,过上“小小康的”日子应该是办得到的。

治振家的房子也是新盖的,外观挺漂亮,里面却也是空荡荡的,堂屋里有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破旧的沙发靠墙放,中间还是贵州乡下的老传统,有一个火塘,支着一个三脚架,放上铁锅,下菜烧开就可以开饭了。碗碟还是放在地上,人坐在小板凳上,围着铁锅就吃起来。治振帮我请来了十几个当年最要好的老乡们,围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就象过年一样(后来想想,我本应该招待全寨子的乡亲们吃上一顿,花费1000元就行,是我考虑不周啊!)。妇女们照例不上桌(其实也没有桌可上),听到她们在厨房里吃得欢天喜地,我也就不勉强她们过来了。可惜原来的生产队长治江中风卧床,不能前来,只好让人盛了一碗肉给他端去,他当年也曾给我们很多照顾,我们应该感谢他。治振端出了埋在地下多年自家酿的土酒,真香啊!中间的火锅红喷喷的,冒出热辣辣的香气来,贵州的辣椒最香,喝香的,吃辣的,太过瘾了!可是如果我的女儿来了,她恐怕不敢吃。蹲在地上,碗放在地上,和一群脏乎乎的老乡吃饭,她肯定受不了。其实,我这时已不再是现在的我,而是当年的我,已完全融合在他们之中,成了他们的一份子。“龙门阵”一直摆到深更,半夜时分,方才散去,临走前,我给大家留了影,多么珍贵的纪念啊!(可惜那时还是胶卷相机,照片不能放到博客里面)

微微有些醉意,起身摇摇晃晃随着治振上楼睡觉,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楼上很宽敞,空荡荡的,窗边有一张大床,我们两人睡足够了。虽说是夏天,但山寨里的夜晚,凉风习习,奇怪的是蚊子不多,侧耳听听,原先热闹的蛙鸣完全没有,仅偶尔传来一,两声。治振告诉我,那是因为化肥,农药用多了。这使我想起了“寂静的田野”这本书里描写的情景据说田里连蚂蝗也少见了,天上飞的麻雀也少了许多。我们还有说不完的话,睡意全无,我们聊了寨子里几乎所有的人,一家一家说过来。

突然,我似乎领悟到,也真是奇怪好像那些心肠善良,对落难的我们特别关心,真心爱护的人大多长寿,生活较好;相比之下,原来最强壮的,却早早逝去了;原来最能说会道的,因为中风而开不了口了;原来最精明会算计的,已去了另一个世界不知算计谁去了。这似乎印证了一条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管怎么说,做一个有善人,关心受苦的人不求回报,给人快乐,才能自己快乐,这才是做人的根本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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