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31 09:28:26| 分类： 1-2.1.2插队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第一次返乡记（2001.7） （四）
治超陪着我在寨子里边走边看边聊。寨子里原先茅草屋基本看不见了（其实那种茅草屋很舒服的，冬暖夏凉，就是容易发生火灾）；具有传统贵州特色的木屋也少了（那需要多少木材啊！），新建的都是砖瓦房，土洋结合的式样，千篇一律，农民们大概认为新潮。有的人家外墙还贴了瓷砖，挺气派的，据说凡是家里有年轻人外出打工，挣了钱第一想到的就是回来盖新房，真正想一辈子离开家乡的恐怕不多（当然如果在外面混得不错，则另当别论）。尽管是新房，外面光鲜漂亮，可往家里一看，还是破破烂烂，空空洞洞的。只有一样高科技：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都和碟形天线――卫星讯号接收器相连。回想当年我下乡之初的几年里，这里连电也没有，晚上点的是煤油灯，黑黢黢的。全寨子只有属于我的一台收音机。也不过三十来年的时间，变化多么巨大！
寨子中心是个大场坝，中间铺了水泥地，可以晒谷。一边是存粮的仓库，我们到生产队的第一晚就住在那里，也是唯一只住了一晚的地方，却带给我们终身难忘恐怖的经历。这个破房子，一侧有木柱子撑着，竟然还歪歪斜斜地立在原处。东侧面应该是几年后上面拨款给我们知青盖了五间房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有了。估计因建造质量太差，早已拆除，连地基都看不见了（后来想起来了，那时其实地基也没打就造房子了）。想留个影是不可能了，不禁有些遗憾（那是我亲手参与建造的房子啊，有一篇博文专门写了建房的经过）。
寨子里安安静静，冷冷清清的，青壮年基本看不到，都出门打工去了。在地里忙农活的人很少，老人们自然是呆在家里凉快，一些小娃儿倒是在外面玩得开心。他们好奇地打量我，这个背着照相机，穿着西装短裤的家伙。当然，他们不可能认得我，认得我的人肯定是三十四、五岁以上的人了，虽然当年我们在时他们才几岁，但对上海知青个个印象深刻。正四处张望间，有个中年人挑着“毛才”（即番茄）稳步走来。我们一下子都认出了对方，他叫老木，是我们曾经的邻居，老实本分，勤劳能干。攀谈一番下来，原来他就是“毛才”种植大户，卖了一万多斤，收入有好几千元！老实人不外出打工也能发财。当然，代价也不小，头上已有了白发，脸上添了皱纹，但看得出他是满足的，只是少了少年时的灵气。我脑中忽然闪现鲁迅笔下“闰土”的形象，但又有不同，可以说他是一个靠勤劳致富成功的农民。交谈时他都没有歇下担子，正忙着把毛才送出去呢！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在吱嘎吱嘎扁担发出的声音里，我似乎可以听到他沉稳而欢快的心跳。
不远处就是我们曾住了好几年的房东家。房东姓刘，当年是妇女队长，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圆圆的脸，留着短发，很能干，心肠又好，那时是她主动收留了我们四个男生，让我们住在她家楼上。虽然她先后有了三个孩子，可对我们依然十分照顾，是有恩于我们的人。她丈夫是县一中的语文老师，很少回家。有我们这一帮人来住，热闹多了。自然，也给她添了不少麻烦。我们都叫她“大姐”，一天不叫几十遍不罢休。现在来了，当然非常想见她。可是过去一看，房子倒是还在，门却关得紧紧的，门前还立着两个大大的打米桶（水稻收割后脱粒用的四四方方的木桶），显然不像有人住的样子。一打听，才知道她搬去县城住了，她丈夫已退休，儿子在县里当官，媳妇是县二中的老师。她在学校旁边开了一个小店，卖一些文具，汽水之类的小商品，补贴家用，大家都说她福气好。见不到人，见到我们曾经的“巢”也很激动。我拿起相机，拍下了珍贵的照片，拿回去给几位插兄看看，另外决定一定要到县里去找她，当面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当年最要好的朋友非治振莫属，他家就在那个“大锅”（卫星天线）旁，房子是村里最新，最好的之一，是那种外墙贴瓷砖的。可是一问，他不在家，说是在镇上开店收购鸡蛋。好，就去镇上走一走，顺便多买些菜，晚上好请老乡们来聚一聚，见个面，摆摆“龙门阵”。他儿子自告奋勇说带我去，他有一辆旧摩托车。于是乎“突，突，突”屁股后冒着烟的怪兽驮着我们出了古老的寨子，直奔镇上而去。想当年“大姐”的丈夫有一辆自行车，我曾借用过一次，真是神气啊！可现在山寨小子却开上了摩托，带上我这个大上海来的客人，想必他也很神气呢！不一会儿便到了镇上，基长镇毕竟是个小地方，变化不大，当年的景象还能看出不少，北头是基长中学，门口贴着红榜，可考上好学校的人似乎不多，大门和当年的差不多，关得紧紧的。望里一瞧，校舍依然破旧，冷冷清清的，可见教育投入还成问题。治振仍然没见踪影，先采购再说，猪肉，鸭子，熟菜，熏豆腐，买了几大包，捆在摩托车边。酒不买了，我只想喝当地农民自己做的土酒，蔬菜更不必买了，地里有的是。等我们到家，原来治振早已回来，马上迎了出来，高兴坏了，老兄弟二十多年没见，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和我也是同岁，变化不太大，只是头发也花白了。见了面，不知怎么地我忽然开始讲起贵州话来，好像记忆的通道突然打通。这一下，交流的质量有了质的飞跃，我又成了他们的一员。真没想到我的贵州话还能说得这么溜，自己都不敢相信，要么我有学语言的天赋，要么我前世就是贵州人。
当我问起现在生活如何，他很自豪的告诉我：“比以前好多了，有白米饭吃了。”这句话现在一般人听了会觉得荒唐，有白米饭吃就算好吗？可我是在当地呆了八年的人啊，自然明白其中的分量！他带我到田里转了一圈，我惊讶地发现，每一块田的水稻都长得好极了，原因只有一个：每一块地都是他们的“自留地”。当邓小平把地还给农民时，吃不饱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就是这么简单。记得当年是人民公社，种地大忽隆，一亩地出产600斤就不错了，800斤是高产。可现在据他说，每亩收成不少于1，200斤！这个变化太大了，可原因又太简单了，一条好政策造福了多少人！农民的要求又是那么低，有饭吃就行，有饭吃他们就满足，就要唱山歌了。有了粮食，政策放开，不再担心被人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帽子，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干。只要不是懒汉，过上“小小康的”日子应该是办得到的。
治振家的房子也是新盖的，外观挺漂亮，里面却也是空荡荡的，堂屋里有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破旧的沙发靠墙放，中间还是贵州乡下的老传统，有一个火塘，支着一个三脚架，放上铁锅，下菜烧开就可以开饭了。碗碟还是放在地上，人坐在小板凳上，围着铁锅就吃起来。治振帮我请来了十几个当年最要好的老乡们，围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就象过年一样（后来想想，我本应该招待全寨子的乡亲们吃上一顿，花费1，000元就行，是我考虑不周啊！）。妇女们照例不上桌（其实也没有桌可上），听到她们在厨房里吃得欢天喜地，我也就不勉强她们过来了。可惜原来的生产队长治江中风卧床，不能前来，只好让人盛了一碗肉给他端去，他当年也曾给我们很多照顾，我们应该感谢他。治振端出了埋在地下多年自家酿的土酒，真香啊！中间的火锅红喷喷的，冒出热辣辣的香气来，贵州的辣椒最香，喝香的，吃辣的，太过瘾了！可是如果我的女儿来了，她恐怕不敢吃。蹲在地上，碗放在地上，和一群脏乎乎的老乡吃饭，她肯定受不了。其实，我这时已不再是现在的我，而是当年的我，已完全融合在他们之中，成了他们的一份子。“龙门阵”一直摆到深更，半夜时分，方才散去，临走前，我给大家留了影，多么珍贵的纪念啊！（可惜那时还是胶卷相机，照片不能放到博客里面）
微微有些醉意，起身摇摇晃晃随着治振上楼睡觉，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楼上很宽敞，空荡荡的，窗边有一张大床，我们两人睡足够了。虽说是夏天，但山寨里的夜晚，凉风习习，奇怪的是蚊子不多，侧耳听听，原先热闹的蛙鸣完全没有，仅偶尔传来一，两声。治振告诉我，那是因为化肥，农药用多了。这使我想起了“寂静的田野”这本书里描写的情景。据说田里连蚂蝗也少见了，天上飞的麻雀也少了许多。我们还有说不完的话，睡意全无，我们聊了寨子里几乎所有的人，一家一家说过来。
突然，我似乎领悟到，也真是奇怪！好像那些心肠善良，对落难的我们特别关心，真心爱护的人大多长寿，生活较好；而相比之下，原来最强壮的，却早早逝去了；原来最能说会道的，因为中风而开不了口了；原来最精明会算计的，已去了另一个世界不知算计谁去了。这似乎印证了一条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管怎么说，做一个有善心的人，关心受苦的人，不求回报，给人快乐，才能自己快乐，这才是做人的根本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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