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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集结号”.....xiaojianfan

 
 
 

日志

 
 

《怒江深处的回忆》——范小建  

2018-03-21 20:03:58|  分类: 3-2.人生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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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深处的回忆》——范小建 - 826专列列车长 - 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作者  1977年摄于昌都)

因为有了微信,现在与西藏的通讯真是太便捷了。三月上旬,西藏昌都市扶贫办的张斌副主任跟我说,他们开展脱贫攻坚和民生督导活动,准备去一下洛隆县新荣乡的白托村。因为下大雪,又转回来了,但还准备去。之所以要专门给我打个招呼,是因为他知道我1978年曾在那里下乡整整一年。虽然40年了,但一直关心着白托村的变化。我跟张斌说,如果你们真的去了,千万拍几张照片给我。18日上午,微信里果然跳出了几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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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视白托村,20183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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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白托村,两山之间看不见的是怒江。时间同前)

我真的兴奋极了。特别是他告诉我,汽车已经可以到白托村了!我太高兴啦!这是多少年前的梦想呵,终于看到了这一天!

兴奋之余,我找到了十几年前写的一篇关于我1978年下乡驻村的回忆文章,稍作修改,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怒江深处的回忆

范小建

 

我曾两次进藏工作。第一次是19769月到19796月,第二次是19844月到19875月。当然,以后又进藏多次,特别是2000年以后,大约每年都要去,但都是短期的。第一次进藏,是在昌都地区计委任职。第二次进藏,先在国务院西藏经济咨询组驻藏组,后到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又到自治区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这两次进藏,前后共六年时间,但真正深入到西藏社会的底层,了解真实的西藏,理解真实的西藏,还是1978年的事。

一、最后的“人民公社

1976年我到昌都工作的时候,“四人帮”刚刚垮台,“两个凡是”的思想还占着主导地位,“左”的那一套东西还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1978年,根据昌都地委的统一安排,我自愿报名,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农村“基本路线教育”活动。当时,我被派到洛隆县新荣区白托乡(现在叫新荣乡白托村)工作队,具体工作任务就是办人民公社。当时真是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人民公社。当然,也更想不到,1978年底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几年之后,人民公社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由于办人民公社的工作起步较晚,内地在五十年代走过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那个过程,在西藏,虽然在个别地区有过分步实施的试点,但在我们下乡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一步到位”,或者说,叫“一步登天”了。应该说,那是一个难得的“学习班”。虽然我在书本上曾学习过内地五十年代搞“合作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也曾在内蒙插队,当过五年农民,但从来没有过办人民公社的系统实践。这一次,算是实实在在补了一课。

我记得,那时白托乡已经有了三个初级社(也叫生产队),但农户尚未全部入社,大约还有14%的人在初级社以外。对这部分人,当时有个词,叫“社外户”。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社外户”都“吸收”到人民公社里面来。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和压力之下,完成这个任务并不很难。因为当时我们进村之后,推动工作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上级还定了阶级敌人的百分比,谁还会往枪口上撞?老百姓都明白,如果有谁“执迷不悟”,还要继续做“社外户”,结果将被划入“领主、代理人”的一帮,成为阶级敌人,专政对象。所以,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办人民公社的任务很容易按计划完成,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当然,这种做法的确起到了巩固基层政权的作用。

在办人民公社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是住在村里,有一段时间还是住在藏民家里。我是工作队的文书,上级的文件精神都要经过我的手向下传达,而基层的所有情况又要经过我的手,汇总起来向上汇报,因此,有机会对西藏社会的真实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调查了解。

二、地理与风俗

白托乡海拔4000多米,在怒江上游的大山深处。那里山势很陡,山顶与江面之间,海拔高差大约有1000多米。由于河谷地带干旱少水,村庄坐落在怒江边一个靠近山顶的陡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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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托村远眺,摄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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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村近景,摄于2011年)

    在那里生活,会时常看到云从脚下升起。那里与外界联系十分艰难,崇山峻岭、山势险峻,中间一条怒江奔腾流淌。山的坡度很大,常有6070度,甚至更陡。从洛隆县到白托乡,骑马要骑两整天,只有一条牛马踩出的小路与区、县相通;要过两次江,一座吊桥,一座木桥,都是危桥,年久失修,不知何时就会将行人、牲畜堕入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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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几张照片是2011年拍摄的)

   远远看去,山路就像一条线,时而缠在山腰,时而盘垣而上,险象环生。有时,行到绝路之处,会有一段石头垒起的栈道或两根树干搭成的“桥”助你通行,脚下则是悬崖峭壁、数十丈的深渊。有些地方,村与村之间,隔江相望,甚至彼此的呼喊都能听到,但真要走到一起,至少也要一天。白托乡只有三个生产队,其中两个同在一个自然村,由于建在坡上,村内几乎没有一块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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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生产队,骑马沿怒江而上,大约要走半天。曾听说有牛马摔下悬崖的事情,因此在这样的地方骑马出行,开始很怕。后来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三、生产与生活方式

我们进村后遇到的第一件事,是贡布乡长的儿子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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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托村的贡布乡长,摄于2011年)

参加婚礼时发现,兄弟四人娶了一个媳妇,即一妻多夫。经了解才知道,在藏东一带,“一妻多夫”仍然是当地的习俗。开始不明白,后来才体会到,这种婚姻制度有它的“合理性”。由于昌都一带农村特别穷,即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一个农户家中,不管是兄弟几人,一般只有一副犁,一把镰刀,其它的生产工具几乎没有,全靠人力与自然抗争。一个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人口越多,生产力就越大。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兄弟结婚后就得分家,所分出来的家庭,几乎都是赤贫,什么东西都没有,全靠政府救济。在当地落实扶贫任务时,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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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回新荣乡看望乡亲们,看到四兄弟中的老四——照片中排在最前者,他告诉我,四兄弟已经分别成家了)

当然,通行“一妻多夫”,必然相伴而生许多女性单亲家庭,由于缺少劳动力,生活也十分困苦。

当时的生产工具是极其简陋的。几个乡有一个“流动服务”的铁匠,一年能到我们所在的乡来一次,修修马掌,打打镰刀。铁匠的社会地位很低,在解放前仅次于奴隶。大多数人家的马不“挂掌”,给马“挂掌”是有钱人家才做得起的事。打铁所用的火,全靠牛粪,再用羊皮缝的“风箱”来吹。没有铁匠炉,几块石头搭起一个灶台,中间放些牛粪,风箱一吹就算“开炉”了。一个乡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木匠,所有的门窗和木制的工具都是用斧头、砍刀和钉子“整”成的。门窗桌椅上都没有“榫子”。由于没有“凿子”和“刨子”,门窗家具的表面都不很平整,外形也不十分规则。犁地所用的犁杖,是真正的“二牛抬杠”。在内地,只有在历史博物馆才能看得到。用牛皮条和一根木棍把两头牛的犄角绑在一起,后面有一根很长的木杆拖着犁架。没有绳套,没有牛鞅子,也没有像样的鞭子。犁手“指挥”牦牛,全靠在牛头两侧拴着的长长的皮条或绳子。犁铧两边没有“趟头”,犁地犁得很浅。由于无法起垄,没有条播的条件,播种全都是“漫撒子”。但我后来发现,由于耕地坡度太大,不起垄也有好处,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当地老乡家都没有锄头,也从来没有锄过草。庄稼在幼苗时期,农民根本分不清哪个是草,哪个是苗。等到庄稼长高了,可以分清了,人又进不了地。因为藏族妇女所穿的藏袍直盖脚面,庄稼本来没有垄,人进地就把庄稼都趟倒了!多少年来,当地都是沿袭着一个传统的管理方式――春天把地种下去,全家人就都外出放牧了,等到秋天的时候,估计庄稼快成熟了,才回家收割。

洛隆是大山区,藏民的住房都是用木头架在山坡上,一般两层或三层。最下面一层可以作牛圈,牛圈的顶棚有时就是第二层的院子。院子大一点,就可以作场院;盖上屋子,可以住人或放粮食。藏民一般都住在第二层。住房的顶上也是平的,可以放一些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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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2011年)

    爬上屋顶,要用独木制成的“楼梯”,即一根树干上等距离砍出若干阶梯,直立起来,靠住房顶的边沿,又窄又陡。在第二层的场院边上,有时会竖起很高的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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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收时,青稞就一层层晾在架子上。青稞晾干以后,就在“院子”里用“木夹”(两米多长,两根木条被穿在一起,专用的打场工具)来打,“出风”(即扬场)的时候,山谷里没有定向的风,又没有风箱,不能像北方那样扬场,就只好选一段废了的土墙,再在墙上开个洞,空穴必有来风,人们就用头顶着一个筐,借着山谷里的“空穴来风”,一筐一筐地把打下的粮食吹干净。

四、社会与公共事业

白托乡没有邮局,与家人来往信件要到县里邮局去取。乡里没有电,也没有电话,只是区里才有照明用电和手摇电话。乡上可以听收音机。除此之外,有个小供销点,那是与外界联系最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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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供销点的窗口,摄于2011年)

    供销点卖些茶叶、杂物、百货,带来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供销点也卖盐。但藏民食用的盐一般不在这里买。每年秋天青稞打下来了,会有远方来的“商人”赶着牦牛到这里,用盐巴来换青稞。

白托乡,文化最高的人是藏文小学四年级毕业,且绝对是“凤毛麟角”,只有四、五个人。小学只办到四年级,只教藏文,不教汉文,且很少有人能够上完。我在那里就是向一位有四年级文化的老师公秋才旺学藏话,他是小学校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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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小学校,中间和右边的房子是教室,左边的小房子是厕所,摄于2011年)

    生产队的干部也大多只有藏文小学二、三年级的文化程度。我记得进村后第一次找生产队保管员查帐,他竟然抱来了几块木片,关于储备粮的账目,寥寥几“笔”,全都用刀子刻在那几块木片上!当然,对我来说,小学校还有一个重要的去处,就是有一个极其简陋的“厕所”。这是全村唯一的一处供学生使用的“公共厕所”。而当地人“方便”从来是采取纯天然的方式。

乡里没有卫生室,更没有医院。老百姓生了病,只有挺着。实在挺不过去了,就到区里的卫生室去找点药。到区里,骑马要整整走上一天。可以想见看病有多难。妇女都在家里生孩子。婴儿生下来就放在一个筐里,周围放满羊毛。婴儿的食品,除了母亲的奶水,就是糌粑糊糊。由于没有勺,只好由母亲用手指和(huo)好,再抹到婴儿的嘴里。因为工作队里我的文化“最高”,能够基本看懂药品的说明(全是汉文),所以我在乡里时,既是工作队的“队医”,又是乡里的“赤脚医生”,同事和老乡生病都找我。有一次,一个老乡在杀羊时把手搞破了,整个手掌都化了脓。第一次来找我时,手伸出来就有一股恶臭。我不会打针,更没有打点滴的条件,只好给他吃口服的消炎药。由于他们轻易不用药,虽然是口服药,治疗效果也十分明显。可稍好一点,那老乡就不来了。等我再见到他,手掌已经烂透了。左手中指的第三节骨头从皮肤下面扎出来,露着淡黄色的骨头碴儿,上面两节手指只有皮和筋还连着,挂在那里,完全与下面断开了。伤口依然泛起阵阵恶臭。我当时即痛心又生气,叫他赶快到县里去。半个月之后,我在去县城的路上遇到他,他左手的中指已经截肢。其实,我自己就是个“蒙古大夫”。有一次,我的右小臂下方长了一个大“猴子”,比玉米粒儿还大,又高又鼓。写字的时候,这个“猴子”刚好“硌”在桌面上,时间一长,就会磨得出血。我感到很别扭,又没有好的办法,就用铅笔刀去剜。疼得很,却又剜不净,搞得到处是血。实在没办法,就用酒精来烧,结果没有烧掉“猴子”,却把好肉烧了一块。我只好改用铁片烧红了烫,烫焦了,缚上烫伤药,缠上纱布,任其自然烂掉。因为常年不洗澡,内衣的缝隙里到处都是虱子,抓也抓不净。我就想了个蠢办法,找了一小瓶“敌敌畏”,沿着衣缝滴了一遍。这下可好,虱子是没有了,但我的皮肤却被“燎”起了泡。虽然我把内衣反复清洗,那药的“残留”也洗不净,穿上就觉得皮肤不舒服,最后只好不穿了。俗话说,虱子多了不痒,随它去吧。

白托乡,老百姓的生活特别简陋,特别穷苦。当时,全乡200来户人家,家里有被子盖的很少。许多人衣衫褴褛,甚至衣不遮体。有时,一家人只有一两件衣服,谁出门谁穿。我们当时要搞入户调查,到太穷的人家,进门以后,会碰到很尴尬的情况。村里有个藏族小伙子,头上留着很长的辫子。我曾经动员他理发,他没有同意。后来,他却把辫子卖了,换了盐巴,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

因为没有电,我们晚上给群众开会只有用一盏马灯照亮。但不是总有马灯。通常,晚上开社员大会组织学习,只有读报纸的人可以守着一盏昏暗的酥油灯,其它所有的人,都在黑暗之中。有时,用手电筒一照,群众大多是在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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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开会的那幢房子现在仍是村里的会议室,摄于2011)

五、工作队的“住、吃、行”

我们工作队前后有过十五个人。队长刘儒林,汉族,地区民政局的局长,算是老资格。因为工作上的原因,被提前替换掉了。接替他的是洛隆县的一个回族县级干部,叫斯莱姆,很活跃,会团结人,也爱打猎。副队长是新荣区的副区长泽仁桑珠,性格内向,处事稳重,为人友善。我是工作队的文书,还有一个汉族干部叫段庆全,他呆了半年多时间。其它的同志,有部队上两个,排长巴登和战士白马;地区交通局三个,曲登、呷马和阿旺,还有一个加玉桥道班的老田,没呆几天就走了;公安局的见习干部两人,革生和扎西;昌都中学的知青两人,刘海山(团结族)和多吉。

刚进村的时候,我们工作队特别强调“同吃同住”。当时,我被分到一户藏民家。这家共有七口人,老少三代。那天我把行李搬进屋时,感到非常惊讶。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更不要说床和家具。全家人只有这一间屋,除了地上有一个火坑,三块石头上架着一个烧水的平底铝锅,墙上有个碗架,放着几个茶碗、一个茶壶,再看不到还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屋子的墙壁被烟熏得黑黑的。房顶上有一个天窗,这是唯一的光源,也是烟的通道。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家三代在地上铺开两张生皮子,就顺着墙边睡。基本上是白天穿啥,晚上盖啥。我有一个马背套,全套行李都在马背套里。晚上把被子拉出来,就睡在地上。与人家三代同睡一屋,我实在觉得不方便。几天之后,我就提出睡到当院的草屋里去。那间草屋是树条子编成笆,再和上泥巴,几块笆拼在一起搭成的。有个屋顶,但墙壁是不完整的,有很多不规则的洞。晚上睡在里边,可以数天上的星星。当时正值一月,也是最寒冷的时期,夜间气温大概有零下二三十度。牛在傍晚拉的屎,到半夜就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每天晚上,我都冻得睡不着,早上起来,头发和眉毛上都是厚厚的一层霜。因为我是工作队文书,总要写材料,但在社员家里连个桌子也没有,要不就在腿上,要不就在行李上,或者趴在地上,写个材料很费劲。最后,工作队终于同意我住到乡政府的一间只有两三平方米的“房子”里去了。那个“房子”的西墙上从上到下有一条裂缝,大约有两三公分宽,但比那间草屋好一万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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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开着门的那个屋子,摄于2011年)18(照片下方那个院子就是我们工作队的驻地,摄于2011年)

    我很知足。这间房最大的优点是有一堵火墙,冬天可以取暖,还有一张很窄的桌子,但是没有床。因为没有床,我就自己想办法,从山上找来两段树根、两块“木板”。树根一头一脚做支架,两块“木板”就作床板。由于木板比较窄,拼在一起不够宽,只好拉开一点距离,中间留条缝儿,可以勉强躺下。没有垫子只好算了,因为只有牛背上才有垫子,而牛还要驮东西。我不能和牲口争垫子,自己带的有褥子,还有马背套,铺一下就行了。就这样,睡了一年。

说来有趣。有一次,我爱人刘泽岩(她在昌都人民医院,那时我们还没有结婚)给我寄了一包大白兔奶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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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摄于昌都)

    我随手放在窗台上。但几天以后发现少了一多半。本以为是工作队哪个同事给吃了,心里纳闷。那天,轮到我做饭,我在厨房无意中动了一下粮食口袋,猛然发现了一堆大白兔奶糖!一块块好好的,连包装纸都没有破!这才知道是老鼠搞鬼。由于这里的老百姓不杀生,老鼠完全不挖洞,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放在粮食口袋背后,全当贮藏室了!我干脆把糖全数搬了回来。可没有想到激怒了老鼠它非常愤怒,对我进行报复。

我的卧室就在厨房隔壁。我的“,床面离地面只有半尺来高。每晚睡前我总要洗脚。洗脚后把盆口向上,放在一边。那事发生之后,接连好几天,在我吹熄了油灯之后,那个老鼠都要跑出来,跳进我的搪瓷盆,嘴里衔着一张破报纸,唏哩哗啦跳个不停,搞得那个搪瓷盆在地上咣咣直响,吵得我睡不着觉。前几次,因为要点蜡烛或油灯,我的动作不够快,每当把灯点亮,老鼠已不见了。后来,我准备了一个有三节一号电池的大手电筒。那老鼠一捣乱,我就立即打开手电。它的现身,让我大吃一惊!这个老鼠竟然一尺多长,比小猫还大!看到了它的原形,我立马就拿鞋去砍。可因为我那房子很破,它一下子就不见了。

我终于安静了一天。但第二天晚上,我睡下之后,那个老鼠竟然爬到房顶上,看准了我睡的地方,一下子从天而降,掉在我的肚子上!至今我也不知道它是掉下来的,还是扑下来的,但实在是吓了我一跳!

以后几天,它的报复更加疯狂。先是把我的耳机偷去,把耳机线咬成了九段!后来又偷走了我的药瓶子盖,接下来连我的牙刷、牙膏都偷走了!甚至趁我不在家,把我的一个档案袋从中间一咬两半!我这回可开了眼,真正领教了这老鼠的厉害。看来人和动物要和谐相处,还是得作点让步才行。

我们工作队是有固定口粮供应的。但老百姓没到开春就基本断顿儿了。大多数群众靠野菜度日。很多人因为吃野菜浮肿,脸肿得像个脸盆,看上去挺吓人的。当时,政府的返销粮是按每个劳动力每三天一斤原粮供应,老人小孩等非劳动力连一斤都没有。有时,我们还拿一些自己的口粮去接济老百姓。工作队每人每月只有四两酥油,这在西藏是根本不够吃的。但任何人不准向群众去买。因为群众更没有。不管是谁,都不准买群众的酥油,否则就是违反群众纪律,就要受处分。当时,“左”是“左”,但对群众真是秋毫无犯。我们工作队十几个人,酥油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后来实在没有酥油吃了,就想了个办法,用四川的一种辣酱豆腐代替酥油。喝清茶,辣酱豆腐抓糌粑,一天三顿,包括藏族干部在内,吃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高寒,那个地方没有蔬菜,我们试着种了一点,一共也没有吃上两顿。没有办法,就到县城去买冬菜(一种四川淹菜)、向部队的同志去搞菜罐头和压缩饼干。那菜罐头真酸,吃到后来,只要看到菜罐头和压缩饼干的包装就“倒牙”。

因为不能杀生产队的牛羊,又不能向群众买肉吃,我们就打猎。我们工作队的两位解放军,排长巴登和战士白马,都是藏族。他们有枪。那大山深处,有野兔、鸽子、白鸡、黄羊、盘羊、野牦牛、獐子,有时还有豹子。有一次,排长他们打的野味多了,一时吃不了,我们就把肉剌(La)成条,挂在灶台上熏。没有想到,到吃的时候,里面已经长满了蛆!没办法,在地上摔摔,火膛里“锯拉锯拉”,拿出来照吃不误。我在白托不但学会了吃糌粑,喝酥油茶,还学会了吃生肉。各种各样的生肉都吃过,鲜的、干的、半鲜不干的,牛的、羊的、獐子的等等。有一次我和巴登、呷马、阿旺四人上山打猎,呷马打了个母獐子(没有麝香),由我背着。走了好远的路,也没有看到新的猎物。背着这个獐子实在嫌沉,大家又饿了,经巴登建议,大家都同意,就干脆扒了皮,生吃了。最好吃的生肉还是生牛肉汤。牛还没有杀完,就从牛腿上割下一块肉,马上剁成肉馅,再从山上接盆泉水,和肉馅倒在一起,放些辣椒粉、胡椒面和盐,搅匀了,一人一碗生牛肉汤,味道十分可口。

在白托乡工作,出行主要是靠骑马和步行。因为我是工作队的文书,总要开会,与县政府、区政府之间的往来就更多一些。我曾有过统计,下乡120天时,骑马外出竟有40多天!虽然我在内蒙下乡时对骑马比较熟悉,但在西藏、特别是在怒江深处的大山里,在那些陡峭的山路上骑马,还真是另有一番艰辛。尤其是在陡峭的山路上骑马,骑手必须学会从两侧上下马。如果只会从一侧上下马,遇到陡坡,人就很难爬上马背或就会跌入山谷。有一次,我到县里开会。正好遇到要从右侧上马。由于马背上搭了一付马背套,显得非常臃肿,而我从右侧上马的技术还很不熟练,加上马的性子有点急,为了保证一次成功,我左手就把鞘绳抓得牢牢的。右脚一轫蹬,马就向前冲,我便顺势将左腿紧扣在马背上。没成想,由于腿的动作太快,而左手又被鞘绳绊了一下,未能及时抽出,我左手的大拇指竟然被我自己的左腿挤压脱臼了!当时真疼!我把左手从裆下抽出的时候,拇指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由于马已经飞快的跑起来了,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好骑在马上,用右手攥住左手的拇指,一咬牙,死命一拽,居然复位了!当时,痛得一身是汗!就这样,我在马背上颠了大半天,终于来到县城。吃晚饭的时候,左手已经肿得像个铅球那么大。我去县政府医务室,只给了两贴伤湿止痛膏就算完了。后来,我的左手拇指好长时间不能正常用力,由于关节强直,到现在左手的虎口也不能完全打开。有一次,我与泽仁桑珠骑马去丁青县“外调”,来去走了八天。由于要翻越崇山峻岭,路上又没有旅馆,只好挎枪带刀,再带上糌粑口袋、水壶和几块生肉。一路上风餐露宿,有时住在路边老百姓的房顶上,有时又露宿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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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仁桑珠,摄于2011年)

六、“农业机械化”的尝试

当时,我们真想为群众办点实事、好事。但也确实碰了不少钉子。那时有个口号,叫“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除了在组织农户入社的过程中搞牲畜、青苗、肥料折价入股,评工记分,建立账目,培训会计这些事之外,就是想办法要“实现”农业机械化。

那一年风调雨顺,打的粮食有点多,县里面无偿支援了一台12马力柴油机、一个脱粒机和一台扬场机。大家甭提有多高兴了。可这些东西怎么运到村里来?我到县里去,把这些东西搞到手以后,真是有点犯愁。卡车把这些东西运到那条与公路相交的羊肠小道的路口,大家就都没了办法。最后只好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拆散,拆到不能拆为止。小的东西装进牛皮口袋,像曲轴一类的“大家伙”就用牛皮绳拴好,绑在牛鞍子上。大家步行了两天,赶着牛,驮着这些拆散了的机械,总算到了家。到家以后,又犯了愁,乱七八糟一大堆,谁也装不起来了。当时只有我和刘海山算是懂一点,就靠我们俩把这一堆“机械化”往一块“攒”。还算走运,居然让我们把这七零八落的一堆都“攒”到一块了。试机那一天,老百姓高兴极了,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大片,想看个究竟。但谁也没有想到,机器一响,可把老百姓给吓坏了!一溜烟,一个也没剩,全藏起来了,只有我们这几个“不怕死”的,还留在那儿。以后,慢慢习惯了,老百姓才敢围上来看。

我让生产队长找几个年轻人跟我学点技术,学怎么发动机器,怎么往脱粒机里送青稞,怎么使用扬场机,他就是完不成任务。没有人敢来。他们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经我再三要求,他才搞了几个“领代子女”给我打下手,真让人无可奈何。由于没有文化,直到粮食都打完了,也没有一个藏族群众真正学会使用这些东西。后来,我看到在这个村子其它地方放着一两台生满铁锈的“五行播种机”,虽然不知道它是哪年哪月“飞”到这里来的,但我也懂得了它的过去,知道它在无言诉说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盘算着我所运来的这些东西,到明年大概会是个什么样子……

应该说,藏族人民的勤劳和淳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相信共产党,也了解我们的心是好的,对我们十分信任。但他们又时常不能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如果做一个换位思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曾经问过群众,你们认为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他们想了想说:糌粑随便吃,酥油管够,还有白糖!

七、感悟

那一年,除了适应了藏族群众的生活习惯,学会了讲当地藏话,最大的收获是比较真实地认识了西藏。我庆幸自己有这样一段经历。因为有些人,在西藏城市里生活过很多年,却并不了解真正意义上的西藏。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去办人民公社,去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真是物极必反。“左”到了极致,脱离实际到了极致,才懂得什么叫实事求是。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内地农村搞“大包干”这些东西,我特别能够接受;所以,当我第二次进藏工作的时候,对于中央所确定的在西藏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长期不变”的政策,就双手拥护。

我不知道西藏的白托乡比内蒙我插队那个地方要落后多少年。但在这两个地方学到的“知识”,使我终身受用。离开西藏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搞农村工作。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首先想到,要把实际情况搞清楚,努力使自己真正理解客观实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万万不敢从理论到理论,凭想当然去“出主意”、“作决定”。

 

20131月,我终于回到了新荣乡。

《怒江深处的回忆》——范小建 - 826专列列车长 - 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在乡里与白托村老乡座谈,摄于2013年)

    应该说,与西藏大多数地方一样,那里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有些地方是在发生着历史的巨变。

《怒江深处的回忆》——范小建 - 826专列列车长 - 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2011年摄于白托村)

《怒江深处的回忆》——范小建 - 826专列列车长 - 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2011年摄于白托)

但是,就像我们在另外一些照片所看到的那样,许多地方的变化还不够大,像白托村那个地方还没有通路,依然贫困……。我多么希望那里的人们能够尽快地富裕起来……

西藏的自然景观,不知征服了多少人的心。它雄浑古朴,大气磅礴,常常给人以心灵深处的震撼。可同时震撼过我的,还有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世界屋脊上的人们。

西藏,祝你扎西德勒!

 

 

    散文

    19788

今年,在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我有幸当了几天炊事员。

炊事员,在汉语中又叫“伙夫”。当我候火而坐,注视着那活泼跳跃的火焰时,曾偶然想起,我们的文字的确太形象了。这“伙夫”的“伙”字,不正是一个“人”立在“火”旁吗?

是呵,人的生存是离不开火的。不过,多少年来,在火旁观火的人们,从中悟出过什么道理没有?还是不知不觉地被这烈火烧去了他那宝贵的时间,带走了他那生命的火焰呢?

每当生火时,我总是习惯地在地上放几块微红的炭火,再往上架些又干又薄的木片,然后用足力气吹上几口,那木炭便变的火红了。不一会儿就跳出蓝色的火焰,再过一会儿,它便从木片中引出许多红黄色的火苗,他们相互簇拥着,手拉手在木柴的间隙中游戏着,象捉迷藏一样钻来钻去,从这一端跃上那一端,从这一枝跃上那一技。它们抱在一起,死命地向那些新来的、更粗更大的木柴撞去,撞得那些庞然大物也发出“噼叭”的声响。它们,想尽一切办法,在那些麻木的和已经死亡的肢身周围呼唤着,顽强地在这冰冷的世界中唤出一群又一群、一团又一团炽热的伙伴。它们组成新的集体,向着新的目标冲去。

的确,这烈火一旦燃起,就不会熄灭了。只要有新的目标,它就会越燃越烈。它可以点燃那成抱的原木;可以烧毁那浩瀚的森林;可以照亮那茫茫的黑夜。它给万物带来生命与希望的光芒。它那冲天的勇气,会熔化一切横在自己面前的屏障。

是呵,当这熊熊烈火燃烧起来的时候,有谁还去想到那几块起火的木炭,有谁还会想到这冲天大火,正是由这几块炭火,耗尽自己最后一分热量才燃烧起来的呢?大概,很少有人会去想它了。在那火焰的底部,再也找不到那最初几块木炭的踪影,它已经和那源源不断涌来的新的伙伴熔化在一起,成了亿万个同样微细的颗粒,看不出有任何特殊。它们,在那烈火下,泛起海洋般的、银色的波浪,好像是汉白玉的基石。而那冲破宇宙的宽广、浩大的烈焰,却成了这基石上一块巍峨矗立的丰碑。

是呵,在我们中华民族骄傲的史册上,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不是有着比这木炭和烈火更加可歌可泣的诗篇吗?成千上万的革命前辈们,他们大多没有留下自己的英名,为了祖国光明的未来,为了人类彻底的解放,象那火红的木炭一样,耗尽了自己最后一份热,汇入了那银色的海洋......

但是,这东方地平线上崛然而起的巨人,这蓝色星球上迎风呼啸的革命旗帜,这初步繁荣昌盛的祖国,却像那冲天的火焰一样,成了他们光辉不朽的丰碑。

现在,我们的祖国又向着四个现代化大踏步的迈进了!让我们、让我们所有活着的人们------我们银色海洋的儿女们,我们这些向新世界冲击的伙伴们,像那烈火一样拼命地燃烧吧!烧毁那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屏障,向着祖国美好的希望与未来。

燃烧,拼命地燃烧吧!虽然有一天,我们会像那木炭一样,耗尽自己的一切,化入银色的海洋,但是,在我们的身后,在这银色的、水与火的基石上,也会矗立起一座中华民族四个现代化的光芒四射的丰碑。

------这就是我所体会到的木炭和火焰的力量。

   (注:这篇短文被《西藏日报》1978102日第四版刊发,题目为燃烧的火,作者:范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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