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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集结号”.....xiaojianfan

 
 
 

日志

 
 

《新发屯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撰稿人:黄坚  

2018-05-11 09:43:33|  分类: 1-2.8简史先睹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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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屯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

 

写在前面:1968年始计的知青历史已经整整五十年,两代人。五十年白云苍狗,再回头品咂当年甘苦,述说旧时滋味,定掺杂五十年的凄凉和感触、今天的悔恨和觉悟,难有真实和纯粹。野史也,且试说。

 

1968826日上午的北京站,我们七百多名北京中学生告别了家人、朋友、同学、家乡和学校,登上火车,前往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

27日到哲盟首府通辽。28日乘敞篷卡车到达鲁北镇。旗里组织了欢迎会,知青以文娱节目回报,并有人誓曰“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委实豪气干云!只是“让革命虫爬满全身”这个事儿令人混身鸡皮疙瘩、恶心别扭。

其后两天,我们被逐一分配到了要去的公社和生产队。31日分别乘坐马车等车辆去往各自被安排去的生产队。我们即将开始 “扎根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为消灭三大差别贡献自己。

以北京八中、北京女八中、北京二十九中三个学校为主的200多学生被分配到了香山公社。也有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或因亲戚关系、或因朋友之类关系前来就伴三校同学。

被分配到香山公社新发屯大队的男生有八中的黄友苏、李安、赵嘉麟、张钺、黄坚、邹奇、程原,三十一中的张肇彬、华一均(他们二人是跟女八中几位大姐来的,是张的姐姐的同学),二十六中的滕嵚、袁钟瑞,北大附中的邹磊(邹奇的哥哥);女生有女八中的董俊荣、吴是梅、郭静瑞、刘江、徐明、赵培、刘宗扬、魏玲,八中的鲍宛宛,师大女附中的赵晓苓(和鲍宛宛一起来的),女十五中的齐煜珊、王立丽、孟秀卿,共25人。1969年初,又来了师大女附中的史保嘉和三十五中的黄进(黄坚的弟弟)。这样,我们村前后一共来过27人。这27人来时年令最大的22岁,最小的15岁,都来自男校或女校。

新发屯也组织了一些人在村口大路两边列队欢迎。有学生和群众;还有一群“低头撅腚弯腰”的人,里面还有小孩,颈上挂了显示“五类分子”身份的牌子。大队书记讲了话表示欢迎,要求贫下中农照顾好一千多地撇家舍业来这儿的青年“云云。因为还不熟悉当地口音和语速,好些话应该没听懂,不过好话能听懂,得承认,挺感动。

不记得知青是谁发言。接着就是在我们未来的食堂聚餐,大锅炖的羊肉和忆苦饭,这种搭配多少有点儿不适应。但看大小队干部们陪我们吃得快活,我们应该吃得也挺香。

新发屯地处香山公社南部,更南边还有一个“五道井子”村,这是香山公社最南边的村子了。这个村(或者叫大队)有耕地7800多亩,其中约2000亩地在村南约二十来里地的南场子,那儿也是村里的牧堡,有散放的牛群、马群和羊群。

新发屯是个小村,在公社11个村子里,算是比较穷的村。有一百二十多户人家,八百多口人,分成四个小队,队部分别坐落在村子的四角。各队所属的社员多数也住在队部左近。一队在村子的西南,二队在东南,都在村子的南半部,村里管这一片叫前街,这块儿的居民大多在土改以前就来了,家境也殷实些。三队在村东北,四队在西北,村里管这块叫后街,这两个队的人普遍来这村稍晚,过得紧吧的人家不少。老村民全是张大帅搞屯田养兵时冀热辽迁来的移民,没有地主。土改后村里成分最高的只有富农,还有上中农之类。欢迎我们时那些“低头撅腚弯腰”的人就是富农本人或者因父母不便由子弟代替出席的。新发屯的村民以汉族为主,可能有几个蒙族人。

有几家雇农,还有几户1960年前后从林业之类挣工资岗位下放来的,阶级成分清楚。后来在这儿久了,听说了一点儿当年土改时的故事。一富农,当时家道殷实,有土地牲畜,那年大秋正赶上辽沈战役征用民夫,两个已能干活儿的儿子上了前线,秋收用了几个短工,因为有雇工,成份划为富农。有户贫农,家有若干土地、羊群、牛群、马匹,因为哥们弟兄多,从没雇过工,所以定为贫农——这要搁关里,肯定还得是大地主,哪怕大哥早年参加革命也一样。还一位,自己有几十头犍牛,逢农忙时租给没牛的农户役使,称为放牛租的,属剥削,被定为富农。至于划成上中农成分的,确是善持家、精于农活儿之辈,据说当初有人没划成富农还老大不乐意呢!这是几个成份好、儿女在外当干部的老头私下里悄悄告诉我们的。

这一带属大兴安岭余脉,村的西北方向有连绵的山,东南方向稍平坦,地表有起伏,除了村庄没有树,更没有旗里干部李勤去北京宣传讲的那么热闹,什么弯弯曲曲的小河、一望无际的草原之类。这些美景相信广袤的内蒙古确实都有,但我们村一样都没有。

此地属内陆旱地农业,耕作方式比较原始,若不算使用畜力的三齿耘锄和胶皮轱辘大车,平均农具技术程度应处于明代之前。值得叹服的是,使用的农具如犁、耙、车辆尤其是绳、套、帚一类,除部分金属物件有商品可买之外,其他全部靠自制。这或使我们加深了对“自耕农”的理解。

我村的粮食作物主要有谷子,是主食粮。因产量低,一般不做公粮、购粮。玉米,拉高产量,缴公粮、购粮、是做饲料的重要作物;高粱,数量不大,主要为饲料,用来弥补马骡类易流失的钙元素;各种豆类、黍子、糜子,主要为百姓食粮的多样化而种植,年节食物的主项多出于此;还有荞麦,晚作,当春种出苗过少预计减产太大时翻种或晚田作物,也是过年包饺子的主粮。其他蔬菜类白菜、萝卜、各类瓜叶菜,都是为日常消费所种,没有作为商品种植的品种。各类作物产量普遍不高,据记忆,那几年各队上报平均亩产从未超过150斤;但除了因1968年大旱歉收致1969年吃返销粮外,其他稍好年景百姓都过得似乎还行。

还在鲁北时,送我们来的原学校代表指定了我村知青男、女户长各一名:八中的黄坚和女八中的董俊荣。董俊荣年纪稍大、稳重,有责任心;黄坚那时候没有责任心,拒绝负责,于是男生又推举了邹磊当户长,他年长些,也能张罗,户长得是这么个人。大家又推举赵晓苓当伙食长,这就是我们新发屯知青集体户的领头人了。

村里还没给我们盖房子,各队腾出了几间公用房,男生主要住一、四队部,女生主要住二、三队部和大队部,食堂设在一队队部。大队为我们请了专职的炊事员姚大爷,一位心慈面善的长者。大家很快发现,这老爷子极为能干,里外活计无有不精。初来乍到,支撑起一个二十几人的集体需要做的事既繁且多,多亏了姚大爷领着我们挖菜窖、晾晒白菜、收储萝卜,以及积酸菜等有关的一切。还割榆树条子,收集榆树叶子弄成面儿,他编庉子到深夜、又和榆树叶子面抹庉子,以及烧水焯白菜、下庉等等。姚大爷又领大伙到村北割杏树枝子、刨杏树疙瘩。他自己连夜做搂柴火的大耙、耙拖子,教我们搂柴火、装车等一大堆活计。这应该算姚大爷给我们上的农村家庭劳作第一课。“勤劳的劳动人民”大约就应该是这样?能干的姚大爷是上中农,从他身上,我们觉得上中农的称呼是一种称赞。

在北京自打一上中学,就要参加春秋两季的下乡劳动,平日也有些疏密不等的劳动课,按说对劳动多少该有些概念。可等真正和当地农民一同下到大田里收割庄稼,就不是那回事了。不是镰刀不好使、就是“要子”打不好捆不住谷个子,加上当年大旱歉收,好些谷子高不足一尺,一把也抄不住几棵。不够苗的高粱、玉米,稀稀拉拉的黄豆、绿豆、荞麦,费了劲了。四队知青跟队长冯友上石虎山收绿豆,到了地头,冯队长皱着眉看了看地里稀疏得没几棵的绿豆,张口就让大伙儿挪到别的地块干活儿,说是这地不值当收,不要了。当地人拿得起、放得下的果断着实令人佩服。几个在场的知青犹豫着没跟队长走,回头到地里自己收了起来。一是觉着可惜了的,二也就当玩儿、逛山了。晚上回家收拾后发现居然攒了满满一大盆绿豆,有人调侃这是“绿豆精神”,参加者自嘲“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并成为我村知青的“嗑儿”。一个大秋下来,知青跟农村的好手相比距离尚远,好些活儿能伸上手了,随大溜好像也不差啥。

因为是知青,直接被队里认为“没有私心”,于是有人被挑去看场院,为以后各队纷纷使用知青看青、打更(看场院)开了先河。

因为大歉收,场院里没什么,很快没活儿干了。一些人和队里打个招呼就回北京了。另一些人没有回家,参加了挖肃“内人党”的运动。那是政治上越穷越革命的年代,作为新发屯经济、政治的两极:一队和四队,很容易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色彩,而似乎中庸的二、三队,政治色彩较淡。我们村没弄出什么,只是似乎人与人之间的芥蒂更多了些。知青从北京回村后发现,大家被不很平均地调整到了所有的四个队,住宿地也有了新的安排,好几户贫农家被安排住进了知青。食堂的大师傅上中农姚大爷也被换成了贫农常大爷。伙食长也换成了刘宗扬。

北京学生刚刚脱离了学生的轨迹来到新发屯,当年文革中那些派性残余对新的集体和重新分队多少有些影响。因为缺乏男女生之间、不同学校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我们还不会团结,不能融合。多数男生主张集体户采取类似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这实际上只是“政治正确”,却没有道理。因为没有坦诚的交流,成为日后集体户解体的根由。

1969年开春,我们才算真正参与到农村生活里去了。我们参与各类农活儿,不过好几个男生和“小尕子“干一样的活儿——打磙子,女生倒是有好几个干上了”技术活儿“点籽”,其他人干些送粪、倒粪类的杂活儿。以日后的眼光论,如扶犁杖之类,当时还真干不了,至少还不会用鞭子。干缕粪之类的活儿,算是顶头了。耪地,耘地,薅地,顺着农时干下来,到秋天,好些活儿就能干了。菜园子、瓜地,甚至大粪场、放牛,秋收,割地、码地、拉地、场院活儿、打更,都有知青的身影。看着场院里慢慢垛高的谷垛,真心感到劳动收获的喜悦。

生活从不会顺畅,流水般平淡的日子总要有波澜。苦是前行的伴侣,经过自己的努力,也许就找到乐。苦、乐都有,生活才完整。

1968年,全国盛行“早请示、晚汇报”。本来这仪式在闲暇时弄弄倒无所谓,赶上我们正逢农活儿适应期,每日疲劳不堪不说,每每饥肠辘辘时还要等仪式完成后才能吃饭,这真可能是造成我们饭量大增的原因之一。经历了文革,没有人愿意就此提出什么动议。某日,几个男生图省事剃了光头,第二天早请示凑巧全站在了头排,亮出一排秃子,仪式的气氛隐隐地有些躁动。事后,男生可能觉得,一个看起来很严肃的事儿忽然表现出不那么严肃的一面,有意思。晚饭“汇报”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是程序,歌声未落,男生就有人起调《国际歌》,每段间有人口头伴奏,足唱了三段。唱完吃饭,食堂里场面安静肃穆。第二天早起“请示”,男生的行为就是预谋了。平日里手中的64开或128开的“语录本”改为32开本的“毛选”,除《东方红》外,增加《国际歌》三段。晚饭时依式操练。再下一天早上,有人“来晚”没赶上请示,晚饭人也到得不齐整。如此三四天,就没有人张罗“早请示、晚汇报”了,此仪式自然消亡。

我们的商品粮应供应到19699月底,可是吃得太快,提前就没了。难为了伙食长刘宗扬,她想尽了办法试图解决集体户的吃饭问题,奈何老天下雨不停,连阴天没法出车买粮,男生光知道吃饭不想办法不帮忙。终于,7月就彻底断了顿。不得已分散住在各家各户的知青各自想办法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有人尝试偷青玉米吃,三队黄坚当时在瓜地看瓜,晚上捎带手给老板子放马,有便利干这事,就套车到村东六七里地外的农场偷玉米,解决了一段时间的吃食。别的队可能也有类似行为。这事儿不知怎么透了点儿风出去,旗安置办派了一位姓陆的领导来给我们整风。这事儿当然不能承认,可还是受到了陆领导的严肃批判。大队长李海不太认同安办的批判,认为是大队对我们的帮助不够所致,反而做主额外批给每个知青100斤谷子,不计入口粮,秋后结算时扣个人账,并要求各队长套车给我们掰玉米救急。大队长李海的做法,是违犯粮食政策的,知青们永远不会忘记。或者,这就是朴素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爱。

天晴了,大队派车买回了最后一点粮食,加上大队额外给的每人100斤谷子,足够支撑到新粮下来了。但是男生吃得多的现实和偷庄稼的劣迹还是令一些人躲而避之,加之男、女生之间缺乏沟通和宽容,分家就成了唯一的出路。我们杀了最后一口猪,没有在一起吃,而是按人头和粮食一起分了。以致大师傅常大爷不满:没肉吃我吃猪头,一天一夜吃完了整个猪头。集体户分解了,知青试行的共产主义破产。按各队自成一户。这段经历好像是,没有团结,很小的困难都可能使整个团队崩溃。

1970年开春,分户后的各小户才算正式运作。上年除了分粮到家(其实是囤在各小队的库房里),没有冬储菜,没有烧柴,去冬什么都没有准备。吃的可以凑合,凑合两个月就有新菜了,但是没有柴火没法开火做饭。所以各小食堂开伙头等大事就是搂柴火,要解决一年的烧柴。这样一边参加着大田劳作,一边照顾着小集体的食堂,到耪地时才基本顺过来。这年大伙的农活儿干得好于去年,已经都挣10分工了。年复一年,渐渐我们能参与的活计几乎和当地人无异。有些活计还很拿得出手,所以曾有老乡邀我们帮他抹房掌抹子、种自留地、盘炉子,更不用说看青、打更之类。老乡拿我们不当外人,我们已经很农民了。平淡的农村生活与我们的青春一起流逝。

念书时,希望摊上好的老师,学技术也希望有高明的师傅。下乡插队,口号就是“向贫下中农学习”。196812月后变成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正面的理解是:要学习农业劳动技能,获得生存的能力,同时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品质教育,为消灭三大差别而奋斗。此地是移民村落,民风开放,欺生,但也能容人。举个例子,当时阶级斗争风头正盛,民间也挤兑成份不好的人,可我们村的小学校有位郑老师,并没有因他哥(原是三队队长,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揭发)是富农而免去工作。我们村对老师们都称先生,是真尊敬,学校的房舍修缮、派义务工之类从不耽误。对农业技术和知识很尊重,每到种地前,在职的队长们经常到那些富农家去请教今年种什么或如何倒茬之类的事,秋收前估产或判断哪块地先开镰之类也经常是请一些老富农去,一些需要个人技术的手工活儿,比如打麻绳、打草绳、搓烟绳子、场院上打蔓的扫帚之类,各队几乎年年是那几个富农在干,笔者问过曾给我们做饭的姚大爷这是为什么,姚大爷讲,这些老头做的活计能顶下一季活儿来;有的人也能干,但他们弄的东西使不住,得多预备好几倍。还有就是干那些活儿太费手,一般人搭不起那份辛苦,一茬干那么多活儿顶不下来。慢慢体会到,不论是做人的品质,还是学农业技术,还真不能简单相信那些政治正确的话,得有自己的思考,从实际生活中做善恶判断,这才可能有接近真实的认识。

1969年春天种完地,大队开始给我们集体户盖房子。大队规划房子的位置在大队部东边,村子的最东边。房子的东、南都是地,北边房后是进村的大路,吃水用大队部北边二队院里的井,距离大概3040米,我们都满意这样的选址,还对房屋的格局布置提出自己的意见,大队答应了我们的主张。进度不快,计划是大秋秫秸下来上“薄”(音báo。当地土语,找不到合适的字)。结果连雨天导致垛到檐口的墙几次倒塌,兆头不好。后来果然分了家,再没了集中在一起盖房的基础。

直到19701971年,安办催各公社、大队落实知青住房的事,盖房的事才又提上日程。因为知青分家成了四摊,大队决定由各队自己解决本队知青的房子。到了1971年大秋前,四队在队部西房山往西接出了四间房。三队是在队部东边、扒了东院墙骑着院墙单盖了四间房,都是场院没打完住进去的。因为觉得新房屋里的墙抹得太糟糕,三队的黄坚、黄进兄弟还专门用黍子扬场的下风头草糠和泥重新抹了屋里的墙,溜光,又赶在上冻前为减少新房透风重抹了一遍后檐墙。其他两个队,一队袁钟瑞、孟秀清二人已结婚,自己单过,队里只要借一间房管刘江一人的住处就行;二队正好一户搬走,二队知青常年在家的只有张肇彬、华一均、徐明、郭静瑞四个人,队里就安排四人住了进去,也就不再给他们盖房子了。

1970年开始,不断有人出外勤,去道班、水库干活儿,搞副业之类,也算调剂。比如程原滞留小河西水库当大师傅,常年不在村里。那年头还在闹文革,各地、各级经常弄出些噱头搞对应的运动,组织各种工作队、宣传队。用人都分派到生产队,生产队出人就得记工分,对生产毫无贡献,是真的白搭工。作为知青来说,参加宣传队,可以接触本村之外的世界,外出增加了和其他村知青的往来,认识更多的人,并且还挣了工分,是大大的好事。所以几年里很多知青参加了各种宣传队,有的人还是连续好几次,几年都不着村。从1969年秋冬开始,我们村李安和赵晓苓就参加了旗里这类宣传队;1970年末,邹奇、黄友苏、滕嵚、吴是梅等也参加了旗里的宣传队,袁钟瑞参加公社的宣传队;1971年秋齐煜珊、刘宗扬、袁钟瑞、孟秀清参加公社的宣传队;1972年黄坚参加旗里宣传队,等等。

知青们在旗里大范围的流动,有扎旗、长春、通化等地的招工以及大学、中专等招工农兵学员;还有早就开始办病退、困退回北京的,转插的,转干校的,结婚的,通过各类门道走的……陆续不少知青开始离开。只被允许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们思想开始活动起来。

196978月间,没转户口的史保嘉生病回了北京再没回来。19704月,董俊荣和王立丽转插走了。1971年鲍宛宛转插走了。19715月底,袁钟瑞和孟秀清结婚,算是自己过日子了。婚礼很简单,在村里的知青参加了他们的婚礼。19717月,魏玲转插去了山西。1971年底,邹奇招工去了长春,李安去了通化,程原去了湖南。1972年赵嘉麟、华一均病、困退回了北京,吴是梅升学去了吉林。

1973年春天,关系还在村里的知青只有14个人了。一队只剩刘江,二队有徐明、郭静瑞、张肇彬3人,三队黄坚、黄进、邹磊、赵培、刘宗扬5人,四队黄友苏、滕嵚、张钺、齐煜珊、赵晓苓5人。没有在外面的,都在村里。

到此地时候长了,生活、人头各方面逐渐习惯熟悉。劳动所得比较稳定,因为居有定所,各家都有余粮了,通过私卖秕粮小集体也都有点儿现金,三队、四队知青在一直养狗的基础上添了猪啊猫的,三队还养了一大群鸡,日子过得不赖。相比别的村,人家早就辉煌了,现在日子过得富足安定。而新发屯,从1968年大家在一起过,根本就没火过,到第二年反而散了伙。后几年,稍微闲瑕,男生互相串门,没断了在一堆吃喝扯淡,本来共同语言就多,相互之间情感来往交流就更近了。

1972年打完场,三队搬迁到离村二十来里地的南场子去了,三队的知青没跟着去,调整到了二队。三队原先的队部房顶扒了,剩下五间房框子杵在那儿。关系融洽的男生们动了再合并集体户的心思,三、四队女生自然不反对,再说服了二队徐明、郭静瑞和一队的刘江,于是由黄坚牵头找大队谈:请求大队重新翻盖三队放弃的五间房,现仍在村的所有知青搬到原三队大院,放弃此前各队居住的房子,具体财物会计问题请大队裁断。这个建议得到大队的赞同,并立即组织了实施。1973年夏天,房子弄好了,我们终于在插队五年时又组成了集体户,所有知青第一次住到了一起。可惜这时已不是25人或27人,只剩下11人了:男生6人女生5人,从动议合并、找大队谈、到房子落成,再到住进去,其间又有几人离开。这时候才想到,如果早几年这么做,大家都能在这里过得好些、快乐些。

1973年,邹磊困退回北京,刘江、郭静瑞升学去了通辽。

有了房子,知青终于有了自己稳定的住处;有了仓房,这几年逐渐丰裕的存粮就有了存放处。和大队结算知青的安家费,大队退给了几棵檩子,又把剩余的现款给我们折了一头老驴,算是清了账。我们拿那几棵檩子请村里打大车出身的李木匠给我们打了一辆小车——全村最正规、最漂亮的小驴车,拴车我们用的全是大车的配置。套上很快就被我们喂壮了的老驴,拉车跑得那叫又快又稳。又托五道井子知青说情,找他们书记讨了几棵小杨树做车跨杆,这头老驴真太厉害了,黄坚使这套驴车装过120个柴火,从石虎山西坡十来里路一路跑回家,路上遇到的老乡看得羡慕不已。这老驴本是牧业队牛倌的坐骑,因为喂得不好使得又太狠,瘦得落了架,都快卖菜驴了。没想到到了我们手里,没多少日子就变成全村第一等的好驴。

1973年秋天,这个大院里有两幢房子,东边的四间一幢,三间住人,一间是仓房,存的是去皮粮和鸡蛋、干肉、粉条之类;西边的五间一幢,也是三间住人,两间仓房,存毛粮和秕粮,加工好的猪饲料,甚至好多铡好的谷草,喂驴的。养了猪、鸡、鸭、驴,自然猫狗绝不能少,甚至还有鸽子,可算六畜兴旺。因为卖秕粮有现金,平时遇到有老乡杀猪,不时也买二三十斤,自己一年还杀两头猪。1974年夏末曾经算过账,不算消耗的粮食和秋天才结账的蔬菜,种完地的三个多月,光买猪肉、鸡蛋、粉条、豆油等自己不出产的吃的,平均到每个人头上要十多块。

打从1968年底从老陆家那儿抱来一黄一灰两只小狗崽起,我们村的知青就没断过养狗,那只黄狗叫悠悠、另一只叫“小灰”。小灰非常聪明,看家好极,在我们断粮还没分家时,白天小灰各处转悠着找吃的,晚上从食堂门上碎了一块玻璃的窗口跳进食堂,执行看家的任务。连阴天下雨,食堂漏得稀里哗啦,只大师傅睡的小炕上有锅盖大的干地方,炕上堆着些去年晾的干白菜,看得出小灰晚上是趴在那块干地方的,没吃的就吃那些干白菜。悠悠更是陪伴我们村知青由集体而分家,从几家各自挣命到再聚合至极盛、人散去而再衰的全过程,陪伴我们始终,是我们集体的最爱。据说曾有人半夜里去前街二队知青住处,想占当时就一个人在家的女生的便宜,被悠悠及时赶到吓走,此事没跟那女生核对,但她确实对悠悠很好,而二队知青从未养过狗。四队三队两家从没断了养狗,即便是1969年分户后。我们村的好些照片,都有陪伴在我们身边的狗朋友。

1969年知青开始参加分粮,因为队里总产都能达到一定标准,知青一直是每年650斤毛粮。好像也有工分粮,具体数量不记得。老乡只要不吃返销粮,定量就是360斤起步,若减产大发了,比如1968年我村歉收致1969年吃返销粮,老乡的口粮标准就是300斤了。知青个个挣工分,虽然一个人的工分不见得比老乡多,但老乡一家人总有不挣工分的,所以老乡就是分了工分粮,粮食也未必富裕。

此地农民很有办法和胆量,能想出“合理”且行得通的办法,增加自己的实际所得,这些是集体行为,理论上应该是瞒着公社的,但我们不大相信公社完全不知道。大概有以下几个办法,一是纳税土地的统计数据采用不同标准,此地土地丈量用一种称为的工具,像一个大的两脚规,跨距5尺,按国家计量标准,60平方丈为1市亩,换算成以计量应为240平方”1亩,可我们村(不好说不了解的事儿)有些地块在丈量计算入账时用的却是300平方,还告说这是大,这25%瞒下的土地产出就不用纳粮了。不是所有土地都是这么计算的,有些经过公权部门测量的土地采用的是标准亩,很可能已经没人知道哪些地块用的是标准亩、哪些地块是大亩了。二是分成品粮,有了机械碾米以后,分粮前,特地打一场谷子,挑最好的谷子,多走好几遍碌碡,老乡话恨不得二八米了,扬场后切分成粮、秕粮的界限极度靠近分水岭,以这种谷子进碾米机,吹风再狠些,计算这种情况下每百斤谷子出多少米,按此数分小米,然后分糠,实际出糠数多出计算数成倍!我们大致测算过,实际上社员所分每百斤小米至少多分了20斤毛粮。三是分秕粮,扬完场的谷子划分好粮食和秕粮时尽量扩大秕粮的比例,好粮食要统计入产量,而秕粮在外,就可以按工分分了,知青每人都挣工分,实际分的就多,1971年三队知青分了将近5石秕粮,他们称过,每斗重量都超过了40斤,等于多分了近2000斤谷子。1974年知青重新合并后各队分得的秕粮居然有12石!这类事其实是当地这种移民村落对付当时一大二公农业政策的狡黠手段,解决粮食方面的不足。

好些知青伙伴们说起在村里时的各种积极活动,常令我们羞愧不已。我们村知青没什么宏大的理想,当时随大溜成了知青,后来应变迟钝,不能尽快适应知青的本分,所以我们过得不咋地,分了家。磕打了几年,慢慢懂得友情的可贵、团结的重要,知道了该怎么过日子,尝过了饥饿的滋味,相信谈论柴米油盐不庸俗!我们又聚合在一起,但我们没干什么值得说的玩意儿。当然我们也干过点儿自己满意的事。比如,赵培当了大队妇女主任、小队妇女队长;徐明当了民办教师。1974年,在香山屯梁鸣早、徐静的影响下,滕嵚向队里申请了块地,搞玉米提纯复壮,借看青方便,每日巡查照顾。黄坚从梁、徐她们那儿拿来2斤“同杂2号”杂交高粱种子在自留地种了三条垄,就想试试在当地粗旷耕作下的结果,一点儿粪不上。为保险亲自点籽、深锄耪地三遍,自己犁杖加深一指耥地,秋天那整齐饱满的高粱馋的老乡够呛,劝阻他们别留籽费了不少口舌,但不知道是否有人已经自己弄过种子。打场后粗略估计,亩产差点儿到800斤,这是种籽好、精耕细作有道理,不过这高粱吃起来可不咋的,太涩,得用砂轮式碾米机碾得小好几圈才能吃。挨着的谷子用同样耕作方式,全部活秧熟,估计亩产在300斤以上。我们砌的“马蹄形回风灶”,仅用平常四或五分之一的柴禾消耗,就能完成做饭之类的事,就是天冷不敢用,炕烧不热。19731974年,是新发屯知青最火爆的日子。这日子虽然只存在了两三年,在记忆里却鲜明难忘。

熟悉当地的生活,学会农活儿,没那么难,要真和好手比就难点儿了。通过劳动主要弄清了自己,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至于“向贫下中农学习”还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重要,不能预设立场,首要的是感受贫困、认真设问,再看是否学到了什么,至于向谁学、此人是何身份,无关紧要。“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是实事求是。初来时,我们是客人,人家要“照顾”我们。几年后,我们是自己人,你说的话就有人信。一直说“消灭三大差别”,插队几年的体会使我们绝不会认同削高就低,所以学习也好,教育也罢,就应该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我们村带的书不多,主要的阅读一靠村际不多的互换,再靠每年回家时的补充、回家时各自的阅读,回来的交流。真正使人不能忘怀的是在新发屯插队时自由的环境。这儿的人当时平均学历程度不高,但尊重文化知识,讲道理,不装。知青在这儿比较自由,没人管你想什么。所以在这儿的几年,思考的东西很多,每个人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在离开新发屯之后得到帮助。这得归功于当地。

1974年,是新发屯集体户最火的一年,仓房里储存丰富,院子里鸡鸭、猪、驴、猫、狗成群,小园子里郁郁葱葱,我们自己都觉得美。可能心底深处还是觉得看不到前途。扎根一辈子的话题还是不愿去想。而在实际中,各地最先离开的人,很多属最开始誓言最坚定的,这如何能维系上山下乡道路正确的宣传?所以面对招工、升学之类,诱惑无比!这一年7月,黄进困退回北京;11月,黄友苏招工去吉林;12月,齐煜珊去白音塔拉,赵晓苓去河北,滕嵚去鲁北肉联,黄坚去河北,刘宗扬病退回北京。一下只剩下4个人了——赵培、徐明、张肇彬、张钺。尽管走的人都只带走随身简单行李,其他全部留下,可仍然掩盖不了走的趋势,心劲没了。到了1975年,赵培升学,1976年徐明也走了,张肇彬病退回京,张钺招工。新发屯知青集体户没有了。

1968年以后,不过三五年,眼看着我们村和北营子中心屯间差不多二里地宽的地界里曾经茂密的山杏树棵子就剩下稀疏的杂草,只能放猪;眼看着搂柴火起初只需在村子附近三四里就可以,不过几年就得出去十五六里;眼看着和南营子五道井子间每到开春因为道路翻浆重车得绕行西山多走二倍的路已变成永远的通途;眼看着刚来时打井一丈三四就出水,后来一丈八九也未必见水,十年前据说已经要打三四十米深了。

这不是自然的报复?再以后怎么办?慨叹人对自然的索取无度,人类的活动常常既养不好自己,还毁坏了环境。总说要讲科学,谈何容易!安知你追捧奉行的是不是从根上就是可疑的胡说?何况据伏尔泰讲:科学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产生三个新的问题。所以还是降低人本身向自然的索取,多研究如何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吧!没有什么能打败、消灭人类,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人类自己,是人类永无休止的欲望。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艰难的生活里,爱情的花朵依旧盛开。袁钟瑞、孟秀清二人率先在19715月结婚,成为我们村第一对知青夫妇。尔后,滕嵚、赵培二人在招工、升学以后结婚;黄友苏、齐煜珊二人也在招工后结婚。另外,郭静瑞在升学后和双龙泉的张世杰结婚。至此,我们集体户有了三对半知青夫妇。其他人日后去处,当不在此论,未考。

其实,如果没有文革,没有上山下乡、插队,城乡学生读书读到小学、初中、高中毕业,有升初中、高中的,有上大学的,绝大多数人要走上社会,还是要当兵、做工、当售货员、公务员、务农,等等。那是社会自然的分工、分流,基本是个人的意愿,很少强迫的因素。这本该是正常社会的一般现象。

那会儿教育我们说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消灭三大差别,从理论上讲没错,但实际做法大可商榷。这种差别的消灭,不是平整土地,不能削平补齐。需要不断培育提高低矮,通过长期努力,使之逐渐趋于平齐。没有捷径,不能跃进,只能长期的付出,收益不在眼前,在乎长远。不过,削平补齐、拉高就低是最简单省事的做法,应付上司好使。

草木荣枯,时光荏苒。转眼几十年过去,回首望去,我们给那里留下了什么?那里又有什么令我们不能忘怀?留下什么,得当地人说。我们怀念的,是在这里不多的几年,学会了好多学校里永远学不到的东西。我们接触到、看到好多和书本上所说的不同的事物,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有条件胡思乱想,天马行空,有机会实地辩别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这样的空间和时间,才该是我们最该怀念的。谢谢,扎鲁特。

 

撰稿人:黄坚   

20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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