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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集结号”.....xiaojianfan

 
 
 

日志

 
 

《白音宝力稿知青集体户简史》——白音宝力稿知青集体户  

2018-05-14 21:37:45|  分类: 1-2.8简史先睹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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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音宝力稿知青集体户简史

 

1968831日,我们26名来自北京的学生打着写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的红旗,乘着马车来到扎鲁特旗香山公社白音宝力稿大队,受到大队书记王有德、大队长于凤、大队副书记宋志国(负责知青工作)等领导班子成员和村里的男女老少的热烈欢迎。从此,诞生了白音宝力稿北京知青集体户。

 

三十一人的集体户

 

白音宝力稿是个比较贫困的大队,地处香山公社西部,北临大兴安岭余脉罕山10里,距香山镇15里,距鲁北镇80里。当时全大队有203户,1337口人,耕地面积9623亩,自留地623亩,集体牲畜1760头,共有劳动力411人。

知青集体户最初有26人,主要由当时的北京女八中和男八中的学生组成。女八中成员有:常力、李蕴清、杨晓慧、李崇敏、何笑华、何代璇、王平平、王国英、佟佳、张波、李宝云、林征、王震(男)、纪安全(男)、佟何(男,三十五中)。男八中成员有:李岗、王载式、贾毅、褚勇、贾孟春、黄虎生、程家源、林而刚、王振京、范小建、程家栋(三十三中)。老高中生13个、初中生10个、新初一生3个。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5岁。后来陆续加入的还有罗吉(女)、罗重、周铭(女)、李华(女)、杨晓齐(女)等5位,全村知青共计31人。

全村知青先后被分在四个生产队。一队8人(4男、4女),二队10人(5男、5女),三队10人(5男、5女),四队3人(1男、2女)。大家劳动分别在各生产队,住宿暂时在各队队部或老乡家,吃饭和活动基本在一起,食堂在大队部。为便于联络,成立了集体户核心小组,成员为:黄虎生、李蕴清、杨晓慧、程家源、褚勇、李崇敏;还推选贾孟春为伙食长。一段时间之后,四队同学单独起伙。

集体户30多人,来自不同家庭,有着不同的经历。大家的年龄、背景、思维、习惯都有较大差距,而且在文革中多数人及家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伤害。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愿望——希望白音宝力稿好,还有一个共同原则——即“不能同心,也要协力”。遇事先讨论,能统一最好,统一不了,行动上也要一致。大家在农村的生活中,互相协力,互相帮助,保持了基本和谐与积极向上的氛围,使我们较好地度过了8年的艰苦时光。

 

闯过劳动关

 

在插队的日子里,大家参与了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从播种、锄地、薅草、收割、打场、直至冬储;还包括刨茬子、捕鼠、看青、种菜、挖壕、放牧、搞副业等等。不管多苦、多累、多冷,只要是队里的活儿,我们全都努力去干,不少人成了生产能手,深受社员好评。

刨茬子春天刨茬子(玉米根),是很费力气的活儿。社员们手挥锄头,一锄一个,把扎的深深的根拽出来,接着往前走了。知青多使蛮力气,尤其女生,常常锄好几下,才能锄掉一颗玉米茬,有的女生手上的血把镐把染红一尺来长。有位女生刨了一春天茬子,瘦了20多斤。

薅地。大家沿着长长的地垄,蹲着向前挪动,薅草间苗。往往一蹲就是半天,经常薅到地头,人就累得站不起来,有时回到宿舍腿疼的上不去炕。个子越大越吃力,不少人都是蹲一截、爬一截,一步步往前挪,有的男生干脆在地上爬。李岗发明了把厚纸壳穿上绳绑在膝盖上,跪在地上向前移的办法。可是纸壳很快就揉搓烂了,老得重做。林征、李华、李宝云等二队女生嫌自己薅得慢,坚持不干完不下工,有一次到晚上9点才回家。赶上雨季,地里的蚊子特别多,一队女生王平平、王国英被蚊子叮得眼睛肿成一条缝,脸像个大脸盆。经此,才切身体会到当农民的艰辛,体会到“汗滴禾下土”的含义。

搞副业。白音宝力稿各个生产队都比较贫困,1968年年终各队结账,10分工只有几毛钱,一队才两毛零6厘,全大队都要吃返销粮。返销粮要付现金从国家粮库购买,可愁坏了村里的乡亲们。三队领导班子决定去乌力吉木仁公社搞副业解决部分购粮款。当年,干这事有“搞资本主义”的嫌疑,只能悄悄干,还要有公信力高的人监督款项的收付。三队知青积极支持这件事,贾孟春自告奋勇担当副业队监督重任并兼厨师。同去的还有林而刚、范小建。春节,三队社员分了钱,别的队很是羡慕。过完年,二队也派了十几个人跟三队一起去搞副业。知青去的有王载式、林而刚、褚勇、纪安全、贾孟春、程家源和范小建。在给粮站翻晒粮食时,他们要扛近200斤重的麻袋上五层翘板,非常艰苦。

这期间正赶上内蒙挖“内人党”。贾孟春对把大批蒙族干部打成反革命有看法、觉得大方向有问题,不但没参与批斗活动,还制止了一些武斗。他的言论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经历了这场风波后,贾孟春和当地蒙族干部建立了亲密关系。

看青1969年夏天,队里认为知青认真又无私,就安排知青“看青”。参加过看青的有黄虎生、王振京、范小建、佟何、褚勇、王震和罗重。“看青”这活看着轻松,实际不简单,既要防人偷,更要防猪狗偷吃庄稼。大队规定,猪狗吃庄稼,看青的可以开枪打,但真执行起来,往往会引起激烈的矛盾。知青看青非常认真,下大雨也披着雨衣坚守在地里,但在这个过程中实实在在遇到了“法、理、情”的矛盾。后来发生过打死猪,矛盾激化,甚至知青挨打的事。好在大队对看青的知青坚决支持。经过认真反思,觉得社员养个猪很不容易,后来改打猪为轰猪,把猪赶送回家,让社员圈起来,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放牧。褚勇是户里不多的几个参与过放牧的知青。开始时,他顶班独自放羊,后又帮忙放牛。有天遇到了暴风雪,整个牛群顺风逃窜,他怕牛群跑散,奋力驱赶,但仍身不由己地被牛群裹挟着奔跑,很快棉衣就湿透了。后来他和牛倌走散,冻雨也变成了鹅毛大雪,棉衣结了冰,还迷了路。在整夜呼啸北风中,多亏识途的老马带着他走回牧舖。到牧铺房子门前,全身已冻得不听使唤,抬不起腿,下不来马,张嘴喊不出声,只得栽下马来,把门砸开。里面的人听到动静跑出来,才把躺在门口的他拽进屋拖到炕上,借助剪刀扒下冻住的衣裤,围上被子,灌了热酒和热粥,半晌才缓过来。安队长说“你是最后一个回来的,这次你要是从马上掉下来,就算交代了。”第二天,在近百里外的一个山洼背风处找到了牛群,清点一头未少。褚勇自嘲地说:差点成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学会了生活本领

 

从插队那天起,我们就不断地努力学习和掌握必要的生活技能。集体户食堂由两个同学做饭,每周轮换一次。大家跟老乡学习用大柴锅做饭,挱小米,贴饼子,轧碾子,磨面,做大酱、腌咸菜、积酸菜、抹酸菜囤子、烧炕,挑水等等。白音宝力稿是“富泉”的意思,但是极具讽刺的是全村只有一口极深的井,需要驴拉水车才能把水抽上来。尤其是冬天,井沿全是冰,挑一桶水常常要两三个人接力。除此之外,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生活关是“柴米油盐”问题。

自留地救急。19694月末,队里问我们要不要自留地。大家进行讨论,意见不统一。程家源和李岗从《四清工作手册》中查到中央“二十三条规定”,写明社员可以拥有自留地。于是,我们理直气壮地要了,并种了谷子。

下乡一年后,国家停止拨付知青供应粮,到了1969113号,生产队的粮食还没打下来,我们终于“断顿”了。这天早饭吃完最后一点粮食,我们就分头行动,有上山拣粮食的,有去老乡家借粮食的。王载式和范小建去村里转了好几家也没借到一点粮食,上山的同学倒是“捡”回了一些苞米棒子,在家的同学赶紧搓下苞米粒子,炒成爆米花,给在三队场院打我们自留地谷子的同学们送去。同学们就是嚼着爆米花在场院里掐谷穗,遛场、扬场的。大家打出谷子,装了半口袋赶紧上碾道,当时没有牲口,我们就抱竿轧碾子,掌灯时才碾出够吃两顿的小米。天大黑了,我们才吃上香喷喷的小米饭。这一次,我们真正体验了生活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也体会到当时自留地在农村的重要性。

1970年秋天,国家把知青的口粮标准由每人每年360斤提高到650斤。10月末,我们分到了口粮,再加上自留地打下的谷子,都需要用碾米机加工,全户知青干了一天一夜。女生往机器里倒谷子,再把小米和糠分别装进口袋。男生负责先把谷子运到加工厂,再把加工好的小米和糠运回集体户。大家团结合作,完成了近8000斤谷子的加工。后来几个女生累得倒头睡了将近20个小时.

整柴火1968年冬天,我们开始集中精力整柴火。户里的人分成两路。一路是男生,在黄虎生带领下,到离村30里南牧场,住在牧舖搂柴火。另一路主要是女生,由李蕴清带领到离村10多里的罕山砍树枝。

搂柴火在牧场。牧舖屋小,与羊倌睡一铺炕,只能容四个人住,所以男知青分成了三拨,每拨三、四个人干5天,再换第二拨人去干5天,整整干了半个多月。黄虎生一直干了15天才回村。他们每人每天至少搂60多草簾子,多的有100多个,相当于负重走六、七十里,晚上回牧舖还要自己做饭。他们吃得很差,以玉米面贴饼子为主,菜只有咸菜。留村的同学知道后,努力给他们多捎咸菜,有次还想法做了肉皮冻,自己舍不得吃,都捎给了他们。大多数男生都在不同年份参加过搂柴火,曾发生过两个男生比赛跑着搂,结果累过了头,回到家躺在炕上20分钟说不出一句话、也吃不下一口饭。

砍树枝,实际是用板镐砸杏树枝子和根部的疙瘩。女生们天一亮就得出发,走十几里地,到罕山坡下。砸枝子要抡起镐头用力砍,否则砍不动坚硬的树疙瘩。她们每天每人约整40多墩枝子,还要在天黑前赶回村。干一整天活儿,又没吃没喝,再冒着严寒往回走十多里路,常常精疲力竭。有次两个女生为了多砍点柴,下山晚了,天黑都没到家,急的全户同学打着手电去找人。社员们很照顾知青,他们都不去我们常去的地方砍柴,把那里戏称为“青年山头”。

搂草、砍柴很辛苦,装车往回拉柴也很艰苦。王振京、贾毅等男生都曾往回拉过枝子柴,他们要赶牛车上山坡,装车、用大剎绳捆柴,再赶车回村,卸车、上垛。程家栋、佟何等曾负责拉草。牧场离得远,牛车从村里出发走30里路,装上满满一车草,捆好,再往回走30里,需要十几个小时,还要走夜路。当时佟何才十六、七岁,一个人干,很不容易。

经过整整一冬的苦战,我们砍了十几车枝子,搂了十几车草。垛在院子里,形成了高3米多、长10多米、宽4米多的颇为壮观的两座柴草垛。现在想起来,我们这是欠下了一笔生态债。

1970年冬天我们集中捡牛粪。几个人上山专门管捡,捡满一筐就倒在路边。一两个人专门管用小驴车往回运。一冬下来,捡了几十车,堆成高高的一堆。原来的灶是烧柴的,通风不好,牛粪末多燃烧不充分。程家源买了个风箱装在灶上,火旺又省柴。这一冬捡的牛粪,加上原来整的两大垛柴火,烧柴问题基本解决了。

家庭副业。为了增加“油水”,贾孟春作为伙食长,想了很多办法。下乡当年就前往白音他拉集市,买了一头老母猪和一头克朗猪,还砌了猪圈。克朗猪可以喂成肥猪,解决当年的肉和油;母猪养起来准备下小猪,解决后续问题。他还在牧区买了两头牛,由程家源赶车、走了28个小时把200多斤牛肉拉回来,基本解决了知青食堂头一年冬天的肉和油的问题。

19705月份,老母猪下小猪了。我们留下一只小母猪没劁,养起来。连同原有母猪一年能下二三十只小猪,这些小猪留下几只喂成肥猪、改善伙食。剩余的二十来只,喂到两三个月大,就拿出去卖。第一次是范小建去卖的,到香山农场和公社,每只卖6元钱左右。这是我们的第一笔副业收入。后来都是社员主动上门来买。

我们还养了几只母鸡,鸡下的蛋用来改善大家的伙食。母猪下的猪仔,每年能收入120多元,除了买咸盐和灯油还有剩。每年杀两头肥猪,炼出的猪油有小半缸,平时炒菜用油解决了,晃常还能割块咸肉,炒个荤菜,包个荞麦面饺子。

19707月初,队里放打杏核假。杨晓慧带着杨晓齐、范小建、何代璇一起上山去打杏核,后来全户同学都参与了。当时只有一头毛驴,往回运很费力,基本都是人往回扛。林而刚用肩扛一面袋杏核,走几里路,累得心脏直难受。大家为究竟该不该参与打杏核,该不该挣这个钱发生了争执。经讨论多数人认为我们不该总靠家里,而应像社员一样,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还有人提出,农村现在还是集体经济,保留有个体经济残余,就应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大家统一了认识,把杏核卖给供销社,得36块钱,存入了集体户伙食费,这是我们户又一笔副业收入。

为解决碾米的问题,我们买了两头毛驴,是一头叫驴,一头草驴,后来它们还下了两头小驴。197012月底,我们花240元买了辆九成新的驴车。从此去公社、旗里办事不再发愁,往户里运东西、拉牛粪也方便了许多。

盖知青住房。1968年冬天,贾孟春和大队副书记宋志国去林区拉木材,备好了盖房子的材料。19698月李蕴清与贾孟春找大队,转达了知青急切要解决宿舍的愿望和准备自己动手盖房的意见,经研究队里决定马上动工。地点选在大队部前面,用4200工分包给八九个社员,知青也参与帮忙。820日正式开工,队里来了8个有盖房经验的“把式”主导盖房。在贾孟春、林而刚带领下,男同学除了看青的以外都参加了建房劳动。大家有的和泥、有的挑水、有的用叉子给垛墙的扔泥。经过多天的辛苦忙碌,终于把房框垛起来了。1023日正式封顶(上薄),那天来了不少社员,大家全体上阵,我们还做了年糕犒劳大家,到傍晚完成了封顶。经过一年晾晒,终于可以入住了。19709月初,在家的所有男生自己动手,经三天奋战,垛起了40丈长的院墙。至此,一排12间土房、连着房前的院子终于建成了。随后,大家陆续搬进新宿舍,还在院子里挖了菜窖,在新食堂里抹囤子积酸菜、腌咸菜、储存粮食等,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家。

小字报。我们集体户的家庭副业搞得较好,引起了一些非议。有次一位路过的邻村知青给我们贴了小字报,说白音宝力稿集体户搞资本主义。我们想,在搞好生产队劳动之余,用自己的双手、用休息时间搞好自己的生活,没什么错误,就没有理睬。现在想想,在当时情况下,这位同学的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村里办点实事

 

没有演完的《槐树庄》1969年春节是我们在农村度过的第一个春节,集体户动议为村里演出一台节目。春节前个把月,大家赶排了歌舞、活报剧等,在大年初一冒着严寒为乡亲演出,受到社员们的欢迎,也给村里增添了节日气氛。

19695月,我们经过讨论,决定为庆祝国庆20周年在村里演出话剧《槐树庄》。东北的5月到9月末正是农活最忙最累的时节,我们又从没有演出经历,然而大家要为乡亲们做事的热情很高,全都积极参与。

林而刚往返120多里跑到小河西借来剧本;佟何用一星期晚上抄了三套话剧全本。大家推举林而刚担任总导演,有演艺特长的王震自告奋勇共同担任导演。李蕴清被公推出演女主角郭大娘,其他正面角色也很快安排到位。不容易的是出演地主、富农、右派以及地主儿媳妇等反面人物的褚勇、王震、贾孟春、何代璇,各个都毫无惧色地担当起角色。我们全体同学没耽误一天出工,在繁重的劳动后坚持排练长达5个月。贾毅用小提琴配乐;纪安全和王载式用秫秸秆制作成大树、门楼、台阶等布景;贾孟春去五道井子集体户借服装:李岗、王振京弄幕布、煤油灯等等。大队也非常支持我们,专门用檩木和炕席在大队院围了一块3间房大小的舞台,四角挂起油灯。虽然粗糙,也俨然是个小小的剧场了。

“十一”当晚,全村老少几乎全部出动来看话剧《槐树庄》,附近村的社员也闻讯赶来,大队院的屋顶、柴垛、树上都是人。许多老乡都说那个场面从未有过。

演出开始,第一幕顺利完成,从第二幕开始,由于灯光暗、没有扩音设备,观众一点点往前挤,一直拥到了“台”上,原来三间房大小的舞台,剩下不足2平米,演员与观众混在一起,实在演不下去了。总导演林而刚无奈地下达了“停演”的指令。大家回到食堂,心情都很沮丧。但是这个未完成的演出带给穷乡僻壤的白音宝力稿前所未有的轰动,也给我们很多的感悟和思考。

引进良种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是我们新的尝试。1970年初,王平平和何代璇在北京去中国农科院调研,了解内蒙适种情况,并将一些玉米和蔬菜良种带回村。平平、王振京和社员在一队大田与园田试种了这些良种。后来范小建也从农科院带回蔬菜良种,在二队园田试种。这些种子当年大多长势良好,硕果累累,让农民看到了科学种田的优越性。然而,没有大环境和政策的支持,仅靠缺乏专业知识的知青个人难以解决种子退化及异地种植等问题,试验没能继续下去。

献血与赤脚医生19705月末,黄虎生、林而刚、褚勇、林征等同学正在鲁北办事,得知社员张海山的爱人重病需要输血,急忙跑到医院献血,检验后只有黄虎生一人血型匹配,献血后他没领任何报酬、没吃任何补养品,还步行几十里返回香山。病人和家属万分感谢,此事在村里传为佳话,他却说:“不值一提。”

何代璇的父亲是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她利用探亲的机会,向父亲学习医学知识,并刻苦自学,成为村里的赤脚医生。她自费买了一套银针和拔火罐带到村里,业余时间为社员治病。经过她用针灸坚持治疗,有个社员的老寒腿居然被她治好了。何代璇已经在离开我们,大家常常回忆起她认真工作、热情待人的各种往事。

成为大小队班子成员1971年春开始,知青陆续进入各级生产班子。一队:王振京任园田队会计(后任大队保管),王平平任妇女队长,程家栋任保管;二队:程家源任保管,杨晓慧任妇女队长,范小建任园田队会计(队长);三队:褚勇任会计,杨晓齐任妇女队长;四队:周铭任会计。大家都恪尽职守,尽最大努力做好工作。从此,我们更注重从生产队和社员们的切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并有所担当。

抗旱播种。1971年春季大旱,队里决定挑水种植玉米,这个活儿全由妇女队长负责。知青妇女队长们,一队王平平、二队杨晓慧、三队杨晓齐带领各队社员,赶着多挂大胶车,投入紧张艰辛的劳动。先是大车拉水到地头,社员们再挑水到地垄,把水浇到刨好的坑里,再点上种子,盖土、压实。三个女知青不仅自己带头干,还要指挥、安排社员干,想办法抢进度。王平平每天能挑100多担水。三队杨晓齐曾在湖南靖县插过队,挑功过硬,挑起水来走得飞快,深受社员赞扬。知青贾毅、王震等都参加了抗旱。经过多天奋战,终于适时种下玉米。这个春天的努力,为保秋后收成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能拿好菜作人情。内蒙蔬菜太少,范小建担任园田队会计后特别希望能保证给社员们的蔬菜供应。有次发现园田负责人把好菜送人,便坚决反对,以致发生激烈争执。为此召开社员会,小建正发高烧、摇摇晃晃坚持到会。他躺着讲述了自己的意见,结果得到大家支持,后来他被选为园田队长。

自留地不能收。19713月,上面的工作组召集会议,正式提出要收社员的自留地,听到风声的社员们都忧心忡忡。会上,程家源拿出《四清工作手册》,把《六十条》第五章的三十九条、四十条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又根据村里情况做了说明。他说完后,几个贫下中农代表都发言附和。他们着重讲了每年秋冬时节,很多人家旧粮吃完、队里新粮没分,全靠自留地接济的情况。还有人讲队里粮食品种单一,还得靠自留地调剂等。工作组的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对情况比较了解,就没再说什么,散了会。虽然后来旗里个别人说:“白音宝力稿收自留地阻力来自知青”,曾使我们感到很大压力,但老乡们对知青敢于为社员利益出头说话深表赞杨,我们村的自留地一直也没被收走。

没有瞒产私分。1972年秋,霜冻来的早,不少庄稼捂在地里。天不开晴,庄稼也打不了场,全村有一半人家断了炊。大队紧急召集会议商讨对策。那时的规定是:必须先交公粮、后分口粮,不允许先分粮食。鉴于许多社员家已经断顿、情况紧急,会议决定:把捂在地里的秕苞米(未成熟)分给社员吃,以救断炊之急。参会的杨晓慧与几个队长一块表态“支持!”当时唯一的想法是“决不能饿死人”。

11月的一天晚上,书记领着公社的领导来集体户了。说是有人告白音宝力稿搞瞒产私分,没等上缴公粮就分了苞米给社员。杨晓慧马上说:“要是饿死人你公社也有责任啊。再说,秕苞米不能算成粮,怎么就叫瞒产私分呢?”但公社领导认为:分秕苞米得请示上级批准,更需要证明分的确实是秕的。因为社员家的那点秕苞米早吃光了,就到知青这儿看看,问这批苞米真是秕的吗?我们拿出苞米,“领导”亲自动手搓起来。我们那时最担心的是,要真弄个“私分”,把社员们该分的口粮扣回去,就麻烦大了。几穗苞米搓完后,开始数粒儿。贾毅、佟何、程家源、范小建等全都参与了数粒儿,甚至一个苞米粒儿你捏完他又捏,一块儿判断、争执哪个算“成”的、哪个算“秕”的。尤其是张波,好几次叫着“这都能掐出水来了”,硬是把已归入“成粒”堆的又归入“秕粒”堆。终于,结果出来了,秕苞米粒儿多,超过了一半。公社领导歉意地说:“领导让查,我也就得查,也不是真想咋着。”所有知青长吁一口气,这件事最终作罢。

教书育人。1970年开始,部分同学陆续担任村里的民办老师。罗吉是最早担任民办教师的,此后陆续有李岗、王载式、贾毅、张波、李华等进校当老师。张波除了教文化课还教美术和音乐,曾经冒着鹅毛大雪带学生坐大胶车去旗里演出,展示了艺术教育成果。李岗、贾毅、王载式都是原北京八中老高三毕业生,知识丰富、基础扎实。村里决定利用这一条件,解决贫困的村里孩子读初中的困难,经上级教育部门批准,把村小学戴帽成立了初中班,由他们分别教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学生共有30多个,除了本村的孩子,还有周围三个村的6个孩子。当时的条件非常简陋,教室是社员和师生们一起盖的,用石块砌的墙;师生去罕山林场砍树枝回来做的房薄;桌椅是在土坯上搭木板或木条而成;黑板是在土墙上抹水泥再刷上锅底黑制作。知青老师们兢兢业业,耐心施教,经常把孩子们的作业带回户里,共同讨论,他们为白音宝力稿的未来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为农民的下一代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和青春。

1973年秋,村办中学第一届初中生毕业了,村里决定要庆祝一番。大队抓来两只羊、买了酒。村干部都来了,大队书记于凤发言后,所有干部、老师还有学生们以内蒙古的方式把感情和想说的话都融入酒中,大家频频举杯,还有人划起拳来,学生们则穿梭于饭桌之间,倒酒、倒茶,端菜,送汤,好不热闹。这个班的老师贾毅和李岗更是受到学生和干部社员们的真心感谢。最后干部、老师、学生们都醉了,整个村子都醉了,为的是草原上农村里的学校毕业了第一批中学生。这里有知青教师数年的心血,他们的奉献为后来村里年轻人的发展和继续深造奠定了基础。

学习与思考。我们户大多数同学是自己申请插队的,到这个贫困村又是女生组主动要求的,所以对困难有一定思想准备,大家怀着极大热情,一心想改变村里贫困面貌。最初两年,不仅努力劳动,克服生活困难,还经常到社员家访问,有时送主席语录、排演节目等,更处处维护集体利益。但农村长期贫困,生产力不断下降的现实和有些社员对集体化的怨言都让我们不解。为此,组织了参观学习活动。

1970113日到20日,李蕴清、杨晓慧、李崇敏、褚勇、王振京、林征6人,利用回京探亲的时间去大寨地区参观学习。在昔阳县,参观了大寨展览、听陈永贵讲话录音。后到大寨大队实地参观,又到武家坪、厚庄、白羊裕大队参观,还参加了他们的干部学习班和劳动。后来杨晓慧和褚勇到井冈山地区参观学习;王国英、范小建等同学骑自行车到北京郊区大白楼参观 。在与昔阳县革委会刘副主任座谈时,大家充分赞扬大寨的成绩,但也提出了为何公社化后,我们大队的产量和社员积极性比单干时都下降了的困惑,刘主任没能给出合理的回答。

多年的生产和生活让我们不断地思考:下乡之初所做的有些事情,虽费了气力,但有个别的事情效果不佳,有的也曾产生过矛盾,说明我们虽有热情和美好愿望,但对农村现实条件和农民生活了解还不够深入。所以要跳出知青自己的圈子,真正融入农村、融入社员。随着在农村生活的深入,我们注重从社员们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并有所担当,做了一些受到社员拥护、现在看来是对的事。这种责任重心和思考重心的转移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重大变化。

最后几年,村里终于不再吃返销粮了。我们的努力起了一点作用,也给村里带来一些文化知识,但没有本质的改变,社员还在吃不饱,更谈不上富裕。“九一三”以后,我们心中一些固有的东西轰然倒塌、思想逐渐解放,大家从北京买来、借来很多书籍,特别是一些哲学著作。我们开始跳出自己的小村庄,从更大的层面思考问题,并注意与农民们共同探讨。宋书记说:上边的政策不能总让土地不打粮吧;青年社员沈国栋说:光靠苦干不行,还是得把土地分给农民等等。这些都使我们逐渐意识到,有些事情难以成功,是因为大环境不行。好的政策要符合农民的利益,好的社会就要让老百姓吃饱、富裕,就得发展经济。正是在这个不断学习、实践与思考的过程中,我们解除了一些思想上的困惑,懂得了什么是实际,更明白一定要真正了解农村、懂得农民,懂得老百姓的夙愿,才能有所作为。这对我们一生都有重大作用。  

 

真挚的情谊

 

集体户的同学们在农村的共同生活中建立了真挚的情谊。

车陷冰河。1971年开春,程家栋赶驴车为回京的同学送行李。车至小河西水库下游河段时,拉偏套的叫驴死活不肯过河,挣断夹板跑了,剩下驾辕的草驴和装满行李的驴车深陷在冰河中间。当时春寒料峭,满河是刚刚解冻的冰碴。程家栋毫不犹豫脱下棉鞋和袜子,赤脚跳进寒冷刺骨的河里,趟着漂浮的冰碴,往返几次,把箱子和行李搬上岸。然后,连推带拉,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陷住的驴车和冻僵的草驴弄上岸,再把行李依次搬上车,又折下树枝编成简易驴夹板,找回跑了的叫驴套好,这才赶车重新上路。当时他的脚被冰凌划了好几个大口子,腿早已冻麻,全身冷的直哆嗦,很久都缓不过来。家栋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热心帮助同学,勤奋劳动的身影,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情户、何代旋去了高三毕业生,各门功课心和思考重心的转移是我们户救火。19691月,四队男生不慎把宿舍的炕席和被褥烧着了,火直往上窜。他们跑到知青食堂求援,大家一听都跑了过去。到达现场时,只见浓烟滚滚。褚勇、程家栋、范小建、程家源都先后拎着水冲进去,但终因烟太大、人喘不过气来,在穿过外间会议室时被呛得不得不退出来,没能到达里间宿舍。杨晓慧拎着一桶水冒着浓烟、憋着气、在有人踹开房门转身的瞬间冲进了着火的宿舍,往着火点猛泼水,暂时压住火势。后来大家都呛得喘不上气,退到院子里,望着不断涌出的浓烟,大家非常着急。正在无奈之时,黄虎生从屋外把宿舍窗玻璃打碎、让浓烟散去,大家又把窗户弄开,跳进屋内浇水。经过共同努力,火终于扑灭,保住了同学大部分衣物,也保住队部的房子和隔壁的仓库。当时仓库里放着生产队全年的几万斤种子和饲料及农具。

通报“九一三”事件。李蕴清、林而刚、林征、褚勇和王振京抽调到旗里工作组,但他们时刻惦记集体户的同学们,经常回村传达一些信息。碰上年节,还会带着年货回村与大家一起团聚。197110月,李蕴清得到“九、一三事件”的消息,便第一时间赶回村里。她把大家召集到女生宿舍,拉上窗帘,插上门栓,严肃地要求大家一定要保密。在大家一再催促下,她才说:913日副统帅跑了……。听了她说的事,大家如晴天霹雳。她通报的消息,比正式传达早了一个月时间。让我们及时了解了国家的大形势。

互相帮助,参加高考。1973年春旗里下发高考通知,大家开始复习功课。何笑华几年来一直没放松学习,她经常在繁重的劳动之余阅读英语书籍,还翻译英文故事讲给同学听。复习时,户里同学都互相帮助,尤其是老高三的贾毅自己没被允许参加考试,他却每天都花很多时间认真辅导其他同学。李岗、程家源、杨晓慧、何笑华、范小建五人参加了在鲁北举行的考试。

参加香山聚会1973826日我们户8人到香山参加了庆祝插队五周年聚会,并拿出半扇猪肉给聚会提供食材。全公社共有五十多个知青参会,先进行兵乓球比赛、然后聚餐。吃饭时,大家频频举杯,互相祝福。饭后表演节目,徐静手风琴全程伴奏,贾毅拉了几首小提琴曲,各村知青表演了很多精彩节目。这次聚会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加深了全公社知青的友谊。

珍贵的留影19738月初,为送别即将上大学的两位同学,大家一起去爬罕山。何笑华从家里带来了相机和胶卷。正是这台相机,不仅留下了这次爬山的全过程,还留下了大家在农村生活、劳动的很多珍贵镜头。集体户多数照片都是用她和李崇敏两人的相机拍摄的。如“丰收的喜悦”、“地头”、“罕山上”、“仰天畅饮”、“骑马”、“喂猪”、“理发”、“扛麻袋”等照片,为我们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

 

告别白音宝力稿

 

坚持。1974年春,程家源借调到工作组,集体户只剩下贾毅、佟何和杨晓慧。户里的人很少了,知青离开已成大势所趋,最大的问题是孤独与精神压力。在户的同学更注重互相关心、安慰和鼓励。因为人少,不再留专人做饭,上工的做早饭,老师做中、晚饭,贾毅和刘小兰承担了很多家务劳动。已到附近公社、旗里的王载式、王振京、程家源、黄虎生和上大学的褚勇、范小建等借各种机会返村探望、帮助大家;远方的同学经常来信,都给了留村的同学很大安慰。我们觉得自己既然还在农村,就要待一天过好一天,就要为白音宝力稿这个家做一天的贡献。

佟何下乡时仅15岁(新初一),是一直坚持在大田劳动的最后一个男生。他仍然从春到冬参加全程劳动,非常辛苦,打井的时候,要扛很重的大石板,但他从不畏惧,还老开玩笑,活跃气氛,社员们都把他当哥们儿。贾毅说话不多但教学认真,他带起了新一届中学生,经他辅导的孩子学习成绩都提高较快。社员们都很尊重他,他也时常会给老乡们拉一段小提琴曲。杨晓慧是户里最后离村的女知青,恢复团组织以后,发展了一批社员和知青入团,她被选为大队团支部委员。以此为契机,她有意在青年和妇女中多做工作,希望为白音宝力稿的未来留下有益的东西。夏天,她带领女青年为主的社员去牧场割羊柴(鲜杏树枝条),储存过冬饲料。他们吃住在牧场的废旧房框里,没有炕,铺着杏树枝条当垫子。晚上躺在垫子上,给社员们讲外部世界、讲自己看过的书和电影,甚至介绍女性卫生知识,共同憧憬新农村的未来。她还与社员们一起,自编自演节目,到各牧铺去演出,这个文艺宣传队在后来旗里汇演中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乡亲们的深厚情谊。大家的努力,赢得了社员的信任,密切了与他们的关系。在集体户食堂和宿舍炕上经常坐满社员,给冷落的集体户增添了生气,也给了知青很多关心和温暖。有一次杨晓慧病了,薅地实在赶不上去,23个社员齐聚在她的垄上接她到地头。为推荐她上大学,社员们专门开会写推荐信,信上签了很多名字,按了满满的红手印。197410月杨晓慧被吉林大学录取,老乡们都为她高兴,请吃饭、送鸡蛋,热情地送行。最后一天,老书记于凤坚持请吃饭,他们用鸡肉包了饺子,喝了3斤白酒。他是我们下乡时的大队长,一直看着我们这些年的成长。饭间他说了很多热肠热肚的话,代表社员们表达了对知青的不舍,并历数了很多知青的往事与种种努力。他说:“你们离家那老远,没亲戚在身边照顾,爹妈多惦记,他们不放心,我们咋能放心。我们一定一个个把你们都送走、安排好,才放心。” 老书记的质朴话语,使我们深受感动,他们不仅操心着白音宝力稿的一千多口人,也始终牵挂着我们30多个知青,他的话是乡亲们对我们全体知青的肯定与深情厚谊。

下乡时,乡亲们以草原人的真诚接纳我们,他们手把手教会我们生产技能和生活本领;多年来他们一直帮助、信任我们,选我们进各级班子,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我们教育,跟我们共商村里大事;最后又热情地送走我们。集体户发展的每一步都融含着他们的情谊。后来不少社员常回忆与我们相处的日子,说我们的到来,不仅活跃了乡村生活、带来新的文化、培养了他们的孩子,更使他们打开眼界、知道小山村之外还有很大的世界;还从知青身上看到了一种不同的习惯、卫生、文明。好几位现在担任村、乡领导和国家干部的青年都说自己受知青影响很大,决心要致力于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

我们的旗帜。19766月,程家源招工去扎旗化工厂,他是全户最后一个走的。临别时,他从工作组回到白音宝力稿集体户,看着那冷落、空旷的12间土屋、库房、院子,回想曾经30多个人的喧闹和种种过往情景,不禁凄然,但他记得那首“相信未来”的诗,心里又感慨万分。最后,他把一直挂在竹竿上的集体户的红旗摘了下来,这是下乡时旗政府送的。至此,31位知青全部离开了白音宝力稿,集体户结束了从19688月到19766月共八年的历史。这面红旗后来跟随他到鲁北、到湖南,最后到北京,镶嵌在镜框里珍藏至今。我们户同学后来虽然天各一方、工作不同,但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努力着,我们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续。

 

人员变动

 

196812月常力回北京治病,后病退回京。

19691月王震从北京带回罗吉、罗重和周铭。开春,李岗从北京带来了妹妹李华;夏天佟佳转到鲁北镇定居。

19705月杨晓慧的妹妹杨晓齐由湖南靖县转来插队,  集体户达到31人,是其鼎盛时期。6月贾孟春转去乌力吉木仁公社(1973年上吉林医科大学),10月黄虎生招干去扎旗公安局,李宝云招工去扎旗肉联厂,李崇敏回京治病(72年正式病退回京)。

1971年春何代璇困退回京,王国英病退回京。7月王平平招工去八一军马场。9月纪安全招工去联合屯煤矿;王振京,王载式招工去扎旗教育局二期师训班,后转为公办教师。10月,杨晓齐招工去北京铁路局,,12月林而刚招工去通化钢厂。

19723月程家栋招工到平顶山电厂,4月李蕴清到通辽师范学院上学,褚勇到吉林农业大学上学,李华招工去扎旗二中;10月林征转去河北邢台后回京。

19737月王震困退回京,9月范小建到吉林大学上学,何笑华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学,12月张波转吉林后回京。

197410月杨晓慧到吉林大学上学,李岗转回北京,12月,贾毅招工去联合屯煤矿,罗吉、周明困退回北京。

19754月,罗重招工去吉林化工厂,7月佟何困退回北京。

19766月程家源招工去扎旗化工厂。

 

  

 

我们户知青一直保持与村里联系,关心村里建设,特别是后来担任农业和扶贫工作的同学,多次回村调研、指导工作。同学们之间更建立了深厚友谊,每年都聚会、互相帮助。村里老乡们也一直惦念我们,近些年每年春节村长和书记都来北京看望大家。

时光荏苒,半个世纪如梭而去。我们无意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只想如实记录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知青集体户,以及知青们那段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青春因奋斗而珍贵,难以忘怀;草原人民的情谊因真诚而珍贵,不能忘怀。正像歌曲“草原恋”中所唱的“不论我走到哪里,总看得见你在举目遥望;不论我离开你多久,也忘不了你美好的心愿,”那段岁月无疑将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们真诚祝愿科尔沁草原繁荣昌盛,祝愿白音宝力稿的乡亲们幸福安康,早日过上他们企盼的富裕生活。

 

白音宝力稿知青集体户                   20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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