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集结号”.....xiaojianfan

 
 
 

日志

 
 

《香山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撰稿人:朱晓茵  

2018-05-16 21:52:48|  分类: 1-2.8简史先睹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香山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


1968826日上午940分,从北京站开出的火车,载着一列车的北京中学生,经过大虎山转车, 于27日上午才到达了通辽市,这就是我们所要插队落户的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首府所在地。不过还没到“家”——在大车店住了一夜后继续前行,不过再往下就没有火车可坐了。我们像货物一样被装上了大卡车,在草原上颠簸了几乎一天,全车人没有不吐的,抓着车帮沿路吐着。直到下午六点多,终于到达了旗所在地鲁北镇。

在鲁北,我们受到了扎鲁特人民的热情款待。两天时间,听报告、联欢会、看电影……直到31号,我们被分了大队,分头由各大队的马车接到了各自即将生活的村子。

来香山公社香山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有32人。按性别划分,有男生9人,女生23人;按学历划分,有高中生10人,初中生22人;按年龄划分,最小的15岁,最大的21岁,平均年龄18岁。除北京八中和北京女八中两所学校的同学外,还有几位其他学校或投亲靠友来的同学。32人组成了新的集体,开始了新的生活(后来集体户又陆续加入了仇方业、刘焕中2人)。

 

集体户的概况

 

我们被分到了香山公社香山大队,这个公社所在地的大队共有四个小队。我们分别在四个小队参加生产劳动。

一队:梁鸣仁、周红、刘泽岩、张静君,4女生(加上1973年转插来的刘焕中共计5人)。原来一队因所谓生产落后没有派去知青,后来这四名女生自报奋勇去了一队。

二队:仇方迎、孙泽民、温铁成、安启中、金和、刘德义、周亚荧、刘亚玲、支金辉,45女,共9人。(1969年,仇方业投奔哥哥仇方迎来到香山二队,为10人了)。

三队:张兆丰、谢友昆、蔡世藩、吴玲、刘景玉、蔡玉丽、韩蕾、赵鄂省,35女,共8人。

四队:任之杰、梁鸣早、关依兰、朱晓茵、刘宁、徐静、蒋树丽、张平生、王晓和、骆永珉,19女,共10人。

虽然劳动是分成四个小队的,但我们的集体户是一个大集体,一起生活,一起吃饭。

大队给我们安排的住地是一个大院子,东边一院是一栋老姚家的老房,一明两暗,各一铺炕,住下了我们四队的九个女生。旁边有间耳房,也是一溜炕,住着五名初一的女生。房前有个院子。最南边是我们储藏柴火的地方,东墙有我们自己搭的猪圈,我们曾经在那里养过猪,还给生产的母猪接过生。

进院门右手是西院,一溜三间土房,第一间是我们的食堂,里面一个大灶,贴墙一转全是大缸,一个水缸,其余是冬天积酸菜的地方,屋里没有什么餐桌餐椅,每个人由大师傅打了饭,端着、走着、吃着。

隔一堵墙的两间土房也是女生宿舍,一溜通铺,靠做饭烧灶的温度把炕烧暖。但即使这样,由于土墙外再没有院墙,所以冬天西北风一下子就能吹透土房的北墙。据温铁成记忆,当年冬天在武大爷带领下给这几间土房抹外墙时,竟发现屋檐一溜都能透着屋里的亮。加上柴火不充足,所以冬天我们睡了一宿醒来,被头都是硬邦邦的冰……晚上,我们在这个大通铺上盘腿坐着,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写日记、写家信、聊天、唱歌……这是劳动归来仅有的一点乐趣,不过,每个人的鼻孔都是黑黝黝的。最西边的一间耳房是我们的粮仓,我们学着用青石板砌了粮囤,储藏着我们秋后分得的口粮。

男生大部分住在村东头农中的耳房里。和村里的张铁匠做邻居。

也有个别人住老乡家,如有两女生住三队韩队长家,几个男生住过老徐家,还有两男生住过农中的。

后来,大队又在西院南边给我们盖了一溜土房,女生住在前排,兼作科学实验。男生住到了老姚家旧房里,集中在一个院了。

插队第一年,我们有国家给的三百多元安家费和每人五百多斤口粮(大约数)。我们自己置办了集体户的大铁锅等炊具、几口大缸等。大队给我们派了一位农民武大爷给我们做饭,他教会了我们不少活计。第二年我们开始轮流做饭,家里留下二人不出工,负责集体户30多人的饭菜,还要负责挑水、喂猪。由开始的连火都点不着,到保证大家收工回来能有一口热菜热饭吃,大家都经历了过生活关的磨练。比如挑水,开始常常是水筲打着后脚跟,一路上晃着,一桶水到家就剩大半桶;在井沿甩半天辘轳上的井绳,水筲怎么也舀不上水来;冬天的井沿儿全是冰,形成一个冰坡,上下空手走都胆战心惊,何况还要挑着担子……还有就是怎样点着柴火,怎么用那大瓦盆往乘着滚开的开水的大铁锅中煞米(小米里有不少砂),怎样把饭做熟,怎样切菜洗菜。怎样腌菜、怎样挖地窖,储存一冬的大白菜、土豆、胡萝卜等。怎样拴上牲口推碾子,磨米磨面,簸簸箕。怎样用牛粪或棒子秸生炉子,怎样煮猪饲料、喂猪,怎样杀羊、剥羊皮,怎样在请老乡杀了猪后收拾下水、灌血肠。怎样挂沙里子、砌粮囤子(任之杰记得,他在武大爷带领下去村东头拉来一车青石板,然后把泥坯竖起来,上面架起青石板……这样粮食才不至于发霉)、挖地窖、下酱、积酸菜……怎样为攒下一年做饭、烧炕要用的柴火去牧场搂柴,包括自己编耙拖子(见关依兰《难忘搂柴禾那些事》一文)……要知道当年年龄小的才十五六岁,在家哪里做过饭,何况还是这么多人的饭啊!这些活计别说干过,就是听都没有听说过!现在想来那时有多么不容易。

到了队里的第二天,大队、小队分头带我们简单参观了一下,之后就开始下地干活了,和老乡一起,跟着各队的队长到了田间地头。开始我们干的活儿是挑麻、扒麻、拔豆子、平场院、起粪、剥玉米、栽树、割柴、捎谷子、看场院……春天来了,我们就开始了田间从春到冬的一系列活计:从点种到薅地、耪地、割地、打场,甚至自己磨镰刀。

4个队的收成并不一样,好的小队一天10个工分值可以煞上1元多钱,年终能有几十到上百元的收入;差的小队10分工只有几角钱,甚至到年终所挣工分不够支付口粮、瓜果菜蔬和改善生活的买羊钱。回京探亲的路费需要提前向队里借支。那个时候,我们知青是自给自足了,但不得其解的是,好多贫困户(劳力少,孩子多)到了年终扣除了口粮等生活开销,还要欠生产队好多钱,年复一年永远也还不清。这样下去怎么办呢?而老乡们不着急,真是“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这大概是我们下乡后所了解到的中国农村的现状。

我们是如何过的劳动关,克服了多少困难,在此都不再细说,在其他集体户的简史中都会有同样的描述。这里只叙述我们村自有的特点。

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大队对我们知青是很关照的,王凤良大队长、张彦文书记等一直在关心着我们,和我们聊天,解决问题。给我们派车拉柴火,甚至看我们柴火没了,大队拉一车柴火送给我们。怕我们不够吃,就多给我们些秕粮,不算在口粮数字内。还曾在我们下乡一周年之际给知青召开两天学习班,作报告,总结和提出要求。各小队长,如四队的陆清堂队长、三队韩文队长、二队姜守业、一队的孙斌队长都是在各方面关心照顾我们。这也是我们香山知青点能够比较健康、和谐存在的原因,我们真心感谢他们!

 

集体户的特点

 

我们集体户成员组成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大多数都来自北京市不错的学校,主体是男八中、女八中,少数来自四中(1人)、女附中(3人)、女一中(2人)、女五中(1人)等。曾在小学、中学接受了严格的正规的学校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爱自觉地看书学习。

二是沿用当时的提法,我们的成员除有个别出身好外,家庭多是职员、知识分子等非“红五类”的,父母自身多少有些问题,可能正接受审查,或正在干校、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当时各校开始安置这些老三届学生时,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类学生无论哪个年级的,都没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这样出身的学生,没有了当兵、到工厂当工人、或当小教甚至是到农场(还有着月工资)的机会。于是,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来到了内蒙边疆农村插队落户。

三是整体看,年龄偏小,有高中生10人,初中生22人,年龄从15岁到21岁,平均年龄18岁。在校时受到的是当时极“左”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造就的我们大多思想极为单纯,一腔热情,抱着遵从伟大领袖召唤,“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目的来的。同时要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学校教育、书本知识与农村的实际怎么有那么大的反差?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日益明显,原来的热情与现实发生碰撞。加上年龄小,情绪出现较大落差。好在集体户有几位高中生,毕竟他们的阅历和生活经验要丰富些,意志会坚强些,理家的能力也强些。很快,形成了集体户的主心骨,使“小同学”较快地度过了开始的生活困境。

我们集体户开始的负责人是周红(女八中初三)和温铁成(八中高三)。后来的一任伙食长是朱晓茵(女附中高三)和谢友昆(男八中初三),他俩从开始知青点成立,跑旗里购置集体户的家什,负责那点安家费的账目,还有集体户内部和外部的联络和协调,给我们集体户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后来接任的是梁鸣早,她是女一中高二的学生,她为人谦和、宽容,大度,富于同情心,她听得进各种意见,待人接物本着“真诚”二字,任劳任怨,自己干在前、吃苦在前,不计个人得失。她的和蔼与真诚,感动了大家,使年龄小的同学不再想家,不再困惑,感觉有了依靠,学有榜样。梁鸣早代表知识青年在老乡当中也树立了很好的形象,集体户与大队、小队接洽各种事宜不再困难。在几任户长特别是梁鸣早的带动下,一批不管年龄大小、坦诚待人、积极付出、处处事事做出表率的同学形成了集体户的核心。他们不考虑个人利益,可以为集体付出,把集体户建设得很温暖, 使我们的集体户充满正能量。大家团结、和睦、乐观、向上,互相帮助,多数都争着干集体户的活计。这是我们香山集体户的主流,多少年来一直保持的优良品质。也使得香山的同学们至今还非常怀念当年的集体户,虽有着那么多的困苦与磨难的记忆,但那是一个充满无私奉献和互相帮助、也充满可爱的幼稚和单纯的群体。心中永远有着那充满阳光的令人怀念和记忆的一面,这是大家的共识。

有一件事是应该记录下来的。这就是1969年的夏天,蔡玉丽同学出工回来口渴难耐,舀起水缸底儿的水就喝下去,接着导致发烧、腹泻甚至昏迷。于是在四个女生陪伴下,把丽子拉到了鲁北医院。诊断为中毒性痢疾,马上输液,没成想输了液非但没能止住高烧,竟然导致丽子完全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于是全集体户的男生女生连夜坐上马车赶到旗医院,天亮,终于赶到。大家立即验血,两名A型血的同学蒋树丽和支金辉立刻给丽子输了血。慢慢地,丽子的病转危为安!可以说,没有集体户的团结友爱、没有同学的帮助,就没有了蔡玉丽的生命!这是她终生铭记的。

 

集体户小小的“不和谐”

 

集体户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总共32人中,有男生9人,女生23人,这造成了集体户的又一个特点,男女生之间的不协调。

我们这些学生,离开校门就步入农村,过起集体生活,极缺乏社会经验。又都分别来自男女分校,年龄还小,正处于花季年华,略带羞涩,完全不会主动接触。男女生又不住在一个集体户里,只有吃饭见个面。所以没有交往,缺乏沟通,互不理解。女生看男生:集体户的事都不管,一副傲慢的样子,走路都不带抬眼皮的;男生看女生:简单、幼稚,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左”,偏激、固执,什么都女生说了算。因此,我们的集体户虽总体来说是和谐、团结的,但是男生不免感到你们能干你们干去吧。有话不愿说,这是我们村的“不和谐”音。

女生太不理解男生,比如,男女生都正处于长身体阶段,但又干那么累的活,尤其男生实在饿得、馋得不行。有一次集体户杀了猪,我们把炼好的猪油装在一个坛子里,准备细水长流作为改善伙食用,谁知男生发现了,打饭时趁人不备,用勺?上一勺,放在热小米饭里一拌,那个香啊,可是解了馋!谁知架不住次数多了,终于“东窗事发”,女生不答应了!因为当家过日子的是女生啊。现在想想,男生不是饿极了,能到了吃小死猪、吃死马肉、吃蛇,到了划拉老乡的鸡弄了吃的地步吗?(见仇方迎《吃的故事》和任之杰《追昔抚今》)还有件“趣事”,一天我们把一只狗勒死了,烧了一脸盆狗肉,打算第二天吃的,谁知男生晚上就等不得了,什么时候吃的,一墙之隔住着的女生居然没有发现!第二天,女生感觉狗肉少了,没细想便惊呼:“昨天晚上有狗进厨房了……”男生听了暗自憋着气一声也没吭!事后女生知道了,再提起的不是到底是不是男生吃了狗肉,而是自己不经大脑的那句话,彼此都哈哈大笑而过。

还有值得记载的我们村的特色是“打招呼栏”。我们男女生之间的沟通靠的是在食堂墙上贴纸条,不知是谁给起的名——大家有事相告知,或想表达对事物的看法,都通过写出张纸片,贴到人人必到的食堂墙上,大家来打饭时都能看到。接着,有呼应的,有提出反对意见的,于是就又有人贴出一张,可能会来回几个回合……记得到香山第一年的冬天,大家很想家,但又是刚到农村,觉得提出回家是否有点……于是,有这样的一张纸条贴出来(大概意思):“有人提出 ‘不回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为什么?该回家还是可以回家的……”这张纸条其实说的有理,谁不想回家?况且回家不仅仅是看望一下父母亲人,带些这里缺的吃的用的,我们还自制了幻灯机和幻灯片!给农民带来了她们所需的围巾、烟袋嘴、白糖、小药什么的呢。但在极“左”的年代,这“左”的口号带给人的是多么大的压力!难道这张小字报不好吗?

现在想来,我们村男女生交流的这个“打招呼栏”有点意思。一方面说明我们村的男女生界限到了连话都不说的地步;另一方面说明,真是“知识”青年,都有点文字功底呢,打的是笔墨仗;再一方面也说明,我们集体户还是团结的、文明有礼的,敢想敢干的。有事好好说(写),有看法拿到桌(墙)面上来,既便有些偏激的看法,有针锋相对的意见,也大胆、直率、开诚布公。

确实,男女生能一起克服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很多事彼此没有表白过。比如任之杰,他曾一人自觉地好几天不出工,在院子里挖了一个菜窖。比如搂柴火这种苦差事,没有谁指派,大家都能克服困难担当起来,女生四五个人一组去牛场搂柴火,男生孙泽民、温铁成、仇方迎等跑到东羊场搂了好几天柴。没有去搂柴的男生,自觉的和大队派出的车老板去牧场拉柴火。比如轧碾子,收工回来谁能去谁去,能借到老乡的牲口就好,没有时只能自己推。比如抹女生宿舍的外墙时,男女生齐动手,引得老乡还奇怪,“怎么妇女也干这活儿?”比如第二年回京,任之杰特意走了后门,找人批条子买了两个车轱辘,背回香山,让队里打了车轴,安了车架子,我们才有了生活必需的小车。大家都是在想方设法为集体户做贡献,维护集体户的生存和声誉。     

由于大家的努力,大队的照顾,我们的集体户日子始终过得红红火火,这是我们集体户的主流。集体户内虽有些小不和谐,但谁也没有要分灶的想法和做法,大家都为集体出力奉献。鼎盛时期集体户是柴满垛,猪鸡满圈,粮满仓,老百姓都称赞不已。男女生沟通不畅造成的一些误会,现在想起来也是忍俊不禁了。

当年,其他村的知青凡是来公社办事的,经过我们知青点,都能在我们这里吃上一顿热饭,既使我们的口粮也并不十分富裕。香山的好客,这是大家公认的,都说每次到香山都感到很亲切。插队五周年之际,我们集体户徐静、梁鸣早等向全公社知青发出热情邀请,还自己从北京背来十几瓶酒。826日那天,几十号人聚集在我们村。经历了五年的蹉跎岁月,大家的命运联在了一起,所有参加者百感交集,一醉方休……我们操办的这次聚会,也是我们集体户团结、奉献的表现。下面的话,摘自徐静的邀请函:

   你们没忘了八二六吧?想起这个日子,你是怀着什么的心情?

也许是伤感?因为那是离开我们亲爱的故都北京的日子啊!

也许是自豪?因为那是我们勇敢地走入社会,开始自己真正的生活的第一天!

也许是叹惜、时光飞逝、壮志未酬……

也许你在默默思量:五年农村生活的所失,所得……

也许你仍是热血沸腾

也许你早已冷眼看世界……

也许你的心情正是这么多重、矛盾、复杂、难言!自然了,世界是这么广博,社会是这么复杂,人生是那么曲折,生活又是那么变幻莫测,丰富多彩……

哎,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你还渴望着生活,希望于未来,就不要无动于衷,来过8·26吧!管它酸甜苦辣,让我们纵情开怀,一饮悲欢!”

徐静在农村生活和奉献了十年多时间,是最后一个离开香山屯的北京知青。后来她不幸辞世,但她写的上面的话,正是我们当年思想和情绪的真实写照。如今读来,还如雷贯耳,犹在眼前!

直到回城后,女生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当年的“左”有些可笑。都是“过来人”了,男女生的关系和谐起来。至今,我们的集体户同学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经常聚会,多数人都来参加。每次聚会都有一个主题,不是仅仅吃顿饭而已。为了我们那段集体户共同生活的经历,为我们五十年来交往中对每个人的了解和认同,为了我们在一起克服困难付出艰辛而结成的友谊,我们的关系已达无话不谈的地步。大家为某个同学的困难伸出援手,为解决某个同学遇到的问题出谋划策,大家为某个同学的喜事一起高兴,大家为至今还担当着首博志愿者、为国家做贡献的同学喝彩……大家几次结伴组团出国旅游,到了国外,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同学,如在美国波士顿的谢友昆和在澳洲悉尼的温铁成,辗转来我们的驻地与大家相见……胜似亲兄弟姐妹般。

 

集体户的贡献

 

我们感觉在村子里度过的日子,是饱满和充实的。                                             

平时,收工回来吃完晚饭,去小队参加小队会,给老乡读报纸,讲时事,讲大寨的故事,教小嘎子认字;每次从北京回村的时候,都会给老乡带去他们那里没有的东西。直至回京后,村里的老乡来京看病,我们要带着他们去医院,给他们捐钱。

我们回家探亲时,按照报纸上的介绍和指导,自制了木质简易幻灯机,带回许多幻灯片,到小队播放,有时还到行动不便的村民家里去播放。(见梁鸣仁的《话说知识青年 “文化三下乡”》  )      

大家还排练了不少节目,为大队、小队活跃文化生活,在社员联欢会上演出。在庆“九大”、庆“十一”时都热情演出,排练了舞蹈《丰收歌》,还排演了样板戏《沙家浜》片段,使得寂静的农村有了欢快的歌声。

我们村有架全公社绝无仅有的钢琴,这是著名音乐家张肖虎先生的儿子张兆丰带到农村去的,这使得一辈子没见过钢琴的老乡长了见识。当年,钢琴伴唱《红灯记》正红极一时,我们村竟然可以在大队部演出一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雪涛的女儿刘景玉演铁梅,还有人演李奶奶和李玉和,张兆丰钢琴伴奏。全体知青合唱了《歌唱祖国》。这是何等级别的演出?真让我们和村民大开眼界!可悲的是,这台钢琴存放在大队部,农村条件差,爆土攘烟,时间长了,上面落满了灰尘。

我们还用手风琴更加方便地送音乐下乡。我们自己经常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唱唱歌,除了革命歌曲,也有苏联歌曲、外国名歌二百首,填补了下乡精神生活贫乏的空白。我们也时常带着琴去小队部、大队部,开会前教教年轻的村民唱唱歌,《东方红》《毛主席语录歌》等等,革命歌曲在村子上空响起。村里人说,“青年”们来了后就是不一样!(见朱晓茵《手风琴奏出的歌》一文)

为了给缺医少药的老乡治疗各种小病,不少人都努力学习针灸技术,很多同学在北京买来针灸的长短针、药棉花等,自己在身上练习找穴位,互相帮助,治疗常见病。徐静是有中医家传的,她常常利用出工之余为老乡看病,不管白天黑夜。不少老乡的病真的被她治好了!

吴玲是大队任命的村里的赤脚医生。她每年冬天回家,都要去北京、天津的大医院学习,她能开药、会针灸,还能接生!

还有一点重要的是,下乡一年后,大队启用知识青年当民办教师。当时的村小只有几名当地的公办教师,还有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民办教师。其实他们的文化水平真是无法担当起教学任务的,更谈不上懂得什么教育法。听到一名教师给学生读报,竟然将“师傅”读成“师bo”,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多了。

大队在知青中选择了几人去村小当民办教师。期间,我们村的知青有8人陆续干过民办教师,有仇方迎、朱晓茵、支金辉,后来有徐静、关依兰、王晓和、刘宁、金和等。仇方迎、支金辉还担任过香山完小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校长)。知青到了村小,立刻把在北京的好学校的优良传统带到了那儿。我们又当任课教师,又当班主任;开齐全部课程,还可以组织课外活动。教学生排练节目,组织学生收听少儿节目广播(支金辉从北京带去一台价值不菲的红灯牌收音机,只是信号不好常听不太清),朱晓茵的手风琴也派上了用场。带学生上山挖药材、割荆条。

值得一提的是在1971年夏天,由香山完小牵头,联络大柳树小学、双龙泉小学共同举办了一次“三校田径运动会”。作为东道主,香山完小全校师生自力更生平整比赛场地。最壮观的是师生挖沙坑运沙子的场面。在村西头水泡子附近河滩挖沙子,然后用手推车、土筐、布口袋、小麻袋、水桶、书包等等凡能用的器具运载沙子,人拉肩扛手推,硬是把一个近乎标准的沙坑填了起来!

这次运动会让农村孩子见识了正规田径运动会是什么样子。比赛场地悬挂五颜六色的旗帜和标语,划标准跑道,高音喇叭广播检录处检录等等比赛程序,都按北京的校运会模式照搬过来。邀请曾经的北京八中田径队队员温铁成给学生辅导运动技巧。包括准备活动、小步跑、百米蹲踞式起跑、途中跑、冲刺撞线以及4×100米接力的接棒压腕技术等。“三校田径运动会”在当时当地产生了积极影响。

看着孩子们蓬头垢面的样子不说,还都长着一头的虱子,我们心里真是心疼得不行。支金辉从北京带回全套理发用具,课下,我们一个个地给学生理发。那些孩子干净利索地回到家时,家长们感动地不得了,第二天非要孩子塞给我们一个粘豆包……

至今,孩子们长大了,还清楚地记得知青中谁是他们的老师,津津乐道地回忆起哪个老师如何如何。一些老乡还在用当年知青的榜样来教育孩子。他们对孩子说:要向以前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学习,不怕困难,意志坚强。可见当时我们的作为给贫穷的山村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详见支金辉《我爱教师这一职业》)

看到村里的老乡那么辛劳,但要靠天收获,1970年,我们在村里搞起了科学实验。记得我们在的那几年,十个工分只值几毛钱。我们考虑要搞科研,靠科学提高产量!当时,徐静带头开展了这方面的实验。她和梁鸣早利用回京探亲的机会,走访科研机构,到哲盟的农业研究所和扎旗的农技推广站去找来了作物良种、有益微生物菌种和特定的培养基材料,还有实验方法、流程等。生产赤霉素920和光合细菌5406。她们主要是用歇晌和下工后的时间搞这些科研活,。经过细致而繁琐的流程,制成菌肥溶液,拿到生产队去给农作物喷洒。这是那里的农田第一次接受经过科学流程而制成的生物菌肥。后来,鉴于徐静在农业科学实验上的积极表现,扎旗有关部门连续三年定期抽调她到旗里参与全旗农业规划的制定修订。她作为已经为数不多的知识青年的代表,参与了第二故乡的建设规划。

我们在农村的几年里,逐渐地,“左”与狂热不再继续。由开始的不适应、不解、迷惑、惆怅、混沌到长大了,成熟了。不再是盲目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儿。我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洗刷掉了身上一些怕苦怕累的缺点,锻炼了意志品质。

农民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能量,同时也认识到知青的可靠。除了把知青安置到一切需要文化、需要知识的地方,如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大队保管、菜园会计、妇女队长、司号员、小队会计、抽调去工作组等之外,老乡们还把知青当成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的力量。比如,公社卫生院发生过一名产妇大出血、面临生命危险的紧急情况。大队干部半夜跑到知青点,不顾我们的忠犬Geluoyi(“英雄”)狂咬,招呼我们赶紧去献血。这种情况之下,也只有我们知青有这种觉悟和勇气,立马穿上衣服跑步去了东头卫生院。经过验血,两名B型血的知青献了400CC血,产妇得救了!一次村里着火了,又是我们知青赶到,灭了火……只要老乡有需求,咱们都会献出力量包括鲜血。还记得,三队木匠的媳妇也是生产时大出血,我们两位女生献了400cc血。就是在旗里办事,多次遇到老乡需要,不管认不认识,我们都是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鲜血 ,有些人甚至不知一次 。

 

集体户的结局

 

随着1976年“文革”的结束,上山下乡运动也逐渐进入尾声。

我们村最早是1970年开始就有人离开香山,周红、周亚荧2人参军,张平生回京。

大批离开香山屯是插队的第三个年头,1971年,一下子有11人离开香山。梁鸣仁、仇方迎、任之杰去通化钢铁厂工作,安启中去了八一军马场,蒋树丽去扎旗师训班,温铁成去联合屯煤矿,刘景玉参军,蔡世藩到鲁北一中教书。 朱晓茵、赵鄂省、刘亚玲转到其他地方工作。

接着1972年有5人离开,孙泽民抽到盟计量所,张兆丰转山西歌舞团,韩蕾到北京师范学院读书,张静君去了联合屯煤矿,蔡玉丽病退回京。

19735人离开。刘焕中和支金辉去通辽师范读书,梁鸣早到吉林农大读书,吴玲转到山西,关依兰困退北京,村里知青渐渐减少。

1974年谢友昆到扎旗农机学校读书,刘宁到扎旗肉联厂工作,刘德义去了山东。

1975年,刘泽岩去通辽卫校读书,王晓和到扎旗师范读书。

1976年仇方业病退、骆永珉困退回京。

1977年,金和困退回京。

直至1978年徐静考取吉林农大,最后离开香山。

至此,香山集体户的历史使命结束了。在这近10年的时间里,33名知青除一位在扎旗落户外,其余都陆续地离开了内蒙。

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在扎旗落户的这位同学蒋树丽,她是北京女八中1966届初中毕业生,和我们一起来到香山屯插队,后来她和大柳树村青年马河结了婚。从197112月至20059月任香山镇大柳树小学教师,直至退休。目前日子过的幸福美满。几次知青回乡,不管是香山的还是大柳树的,她都热情接待。她对自己这四十年的生活评价是:“有苦、有累、有喜、有忧。但无怨无悔。”老乡的评价是:“不愧是北京来的!”这是不是就是最高的评价了。

其他同学不论时间早晚,不管经过了怎样曲折的道路,不管从事了怎样的职业,总之,几经辗转,最终都回到了北京,大部分安顿了家庭和生活,从事了并非最初选择的自己钟情的职业。可以说,我们本该学业、事业有成的年华,竟至少推迟了十年!因为这中间很长一段时间中断了教育,损失的光阴无法弥补,我们比常人要付出多少倍的努力才换得本应属于我们的一切!

不管对“上山下乡”如何评说,每个人由于家庭、经历的不同,感受也各不相同。但那时的生活是如何艰苦、劳动是如何艰辛,特别是“接受再教育”中对我们的精神磨砺有多大,这些每个人都心中有数。能说青春无悔吗?该上学的年龄不能让我们上学;正需要大量吮吸文化知识的营养时,连书都很难寻觅;该体验生活的甜美的花季年华,却遭受了各种磨难。

我们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这种生活的阅历可以说在人生历程中不可重复!它令我们深思与回味许许多多。让我们这些城里娃在青春年华接触社会底层,亲身体验过极左路线对全社会的巨大伤害,接受了劳动人民最淳朴最真挚的给予,我们也为社会奉献过。我们已将以上这些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懂得了怎样做人。我们没有虚度年华!这段知青生活是永生难忘的,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撰稿人:朱晓茵

                                                      写于2018423

                                                      2008515日修改

 

  评论这张
 
阅读(57)| 评论(2)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