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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集结号”.....xiaojianfan

 
 
 

日志

 
 

《我眼中的小河西知青集体户(代简史)》——撰稿人:詹之嘉  

2018-05-27 19:47:28|  分类: 1-2.8简史先睹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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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按语:《我眼中的小河西知青集体户(代简史)9600字。“好饭不怕晚,半夜吃饺子。”小河西的简史是倒数第二篇交稿的,却是质量上乘的。写的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对得起“简史”的称谓,对得起青春的付出,对得起逝去的同学。詹之嘉是下了大工夫了,这才有了这篇杰作。向之嘉致敬,为之嘉点赞!

我眼中的小河西知青集体户(代简史)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1968826日我们离开北京,告别亲人,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前往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香山公社小河西大队插队落户。

829日,我们经过三天两夜火车-汽车-马车接力式的颠簸,终于来到了小河西——这个以前我们毫不知晓,以后又令我们终身难忘的小山村。

 

一、集体户成员

 

集体户最早有10个成员,计6名男生4名女生,分别来自北京八中9人(男:李里江、欧阳昭、沈宝庆、陈红石、詹之嘉;女:白梅、许红、黄惟汇、张娟)和北京三十一中1人(男:窦祖德)。男生中除了窦祖德是1966届初中生外,其他同学均为1967届初中生;而4名女生中三人为1968届初中生,唯张娟是1969届初中生。当时,我们这些人年龄最大的18岁(窦祖德),最小的15岁(张娟)。

1969211日,集体户迎来了两位新同学——李建一(女,北京女八中1968届初中,投靠哥哥李里江),窦祖勇(男,北京八十六中1967届初中,投靠哥哥窦祖德)。

19691026日,最后一名同学入户——白煦(男,成都二十六中1967届初中,投靠妹妹白梅)。

1970年初,张娟投靠姐姐转插到吉林白城子,离开了小河西。这段时间是小河西集体户人员的鼎盛时期,一共有13名成员,85女。但这一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我们这些人如同当地老乡们说的那样,就像一只只“飞鸽”,借助各种机会,先后离开了小河西。这些都是后话,后面会提及。

我们这十几个人来自不同的的家庭,有普通职员,有干部,有高知,大家生长于不同的环境中,思想方法、脾气性格和生活习惯不尽相同。但我们之间也有很多的相同点,一是内心都比较单纯,有革命理想和热情;二是多数人的家庭在当时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父母或者关牛棚,或者靠边站,或者在单位劳改队强制劳动。这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使我们内心对未来又充满了迷茫和忧虑。我们那时就是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背负着不同的政治压力,走上了“上山下乡”这条道路,有理想有激情也有无奈。

 

二、在小河西安家落户

 

当时的小河西大队是一个“贫困村”,全村(大队)有100零几户人家,800多口人,分为两个生产队和一个牧业队,农业是主要收入来源。全村约有耕地4000多亩,大部分为山坡地,要靠天吃饭,粮食亩产很低,经常要吃国家的返销粮。记忆中每年社员的分红大概都在两角钱/10分工左右。即便是这么低的分红,到年底生产队也无法用现金给社员们兑现。也就是说,社员们辛辛苦苦地干一年是拿不到钱(现金)的。多数老乡的生活都很苦,有时候连日常生活中买咸盐(2分钱1斤)、打灯油(9分钱1斤)的钱都没有。要是遇到个大病小灾那就更惨了。这种状况为我们集体户之后必定要经历的艰难日子定下了基调。

可能是为了便于管理,我们所有的知青都被分在了一队。

刚进村时,男女生都被安排住在原来的大队部,那是一溜儿四间土房,连个院子都没有。女生只住了一天,因为房间太小,一铺小炕住不下4个人,第二天又被安排到一户姓曲的村民家中借住。之后,男生和女生又几经搬迁,记得有男生住过王树家、老关家,女生住过老谭家。

在当时,上级政府为落实知识青年政策,给安排有知青的村子都拨了专款,要求村里再配套一些资金劳力,给知青盖集体宿舍。1970年前后,小河西大队借此理由也从鲁北拉回了两根房柁等建房材料,但以后就没有下文了。我们因此事曾找大队领导交涉过多次,但是都没有结果。那个年头村里经济很困难,实在没有力量给我们建新房,大队干部们也无奈,最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大约一年多后(1970年初),大队才又给我们腾出了一处住房。这次我们搬到了村子中央靠大道东边的一个院子,听说是原来村子里的小学校,有五间北房。女生住在最东头一明一暗的两间,男生住在西边两明一暗的三间。男生住房的外间搭了两个灶台,是公用厨房,连做饭带给男女生烧炕。房子因为年久失修,破破烂烂。夏天,每逢下雨,屋里各处总要摆几个脸盆接雨水。到了冬天,屋子外边刮大北风,屋子里边刮小北风。我们晚上钻进被窝睡觉的时候,头上还要戴上皮帽子,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早上醒来,因为一晚上的哈气,房顶裸露的黍秸秆和北墙上都挂满了白花花的冰霜。房子虽然破烂,但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固定的家,有了自己的院子,生活好像又打开了一扇窗口,让大家着实兴奋了一阵。于是开始筹划如何种菜园子,养猪养鸡,甚至还想在院子里打一口井……让我们的家也像老乡们的家一样,能够自给自足。但这些美好的憧憬,由于种种原因基本上都没有实现。那五间破房,我们一直住到1974年,小河西知青集体户并户撤销。

下乡的头一年(196809-196908)为了帮助知青逐渐融入自食其力的农村生活,同时也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知青的口粮都是由国家粮库按每人每年490斤成品粮标准供给的。品种主要是小米和玉米碴子,逢年过节有一点米面细粮。这一年大队为我们备好了烧柴,还请了一位老乡(刘玉大叔)给我们做饭。那一年是我们集体户生活比较安定平稳的一年,大家都安心地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思想波动相对也比较小。

 

三、进村伊始受到的“阶级斗争”教育

 

刚进村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神神秘秘地跑到我们的宿舍,向我们反映村里阶级斗争的动向,反映大队班子与地富勾结、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等等问题。我们也很认真地做记录,还主动到一些重点人物家进行了访贫问苦活动。那些人大概把我们看成是带来了北京“尚方宝剑”的“四清工作队”。也或者是希望我们这些学生发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把被阶级敌人夺走的权力再夺回来。那时候我们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满脑子还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思潮的影响,阶级斗争那根弦在脑子里绷得很紧,认为我们一定要与贫下中农一起,坚定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权。当时那种氛围使得我们非常紧张,之后见到大队干部心里也直打鼓,疑神疑鬼的。闹得那段时间村里干部们见了我们都离得远远的,与我们保持着距离。

可能是根据上边的指示,村里还组织我们参加了一次阶级斗争教育课。大队陆书记当街召集全村的“地富分子”(大部分都是子弟)扫大街,扫街之前陆书记的训话让我们大跌眼镜。书记开口就说:老少爷们,今天对不住大家了……

白梅还记述了一次活动,这次是大队长老关给“地富分子”训话,只见他(指老关)“细声细气地说:最近呢,大队的活动多一些,对你们也照顾不到太多,你们好好参加劳动,趁着机会多挣点儿工分,把队里的活儿干好,自己也得益不是……”这口气哪像是训话啊,分明是家长在哄自己的孩子!

后来时间长了,对村情民情有了一定的了解,才发现农村的事并不像书本上和政治教育中所描述的那样,阶级阵线分明,非黑即白。村里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七拐八拐的都能连上亲戚,所谓的阶级矛盾(当时如果有矛盾的话)一句“老少爷们儿”就都给化解了。反而是现实的利益之争能让大家伤和气(比如在评工分时为了一分儿工可以六亲不认争得脸红脖子粗)。很讽刺的是,当年找我们揭小河西阶级斗争盖子最欢的一个人,是个盲流(本地人对从外地迁入到本地的人的称呼),家里穷得揭不开锅,30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急于改变现状。他就直言不讳地说,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当一任生产队长,娶一房媳妇。反而那些戴着地主富农帽子的人家,都踏实本分地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生活也过得相对比较殷实。

现实教我们发现:当时除了官面上还在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反攻倒算”、“变天帐”之类的阶级斗争神话外,在百姓生活层面作为阶级的差别和印记已经很小很少了。在那个物质极端贫乏的年代,填饱肚子过上好日子才是所有人的共同诉求。我们所见到的农村的现实充分印证了中共八大对当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经济建设是多么的正确。而在“文革”中这个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科学论断,却是作为反面教材让我们进行批判的。这大概是我们来到农村,真实的生活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吧。            

后来那些人也认识到我们就是一群孩子,没有什么“尚方宝剑”,所以就不再上门了。我们剪断了头脑中阶级斗争那根弦,在生活和劳动中对农村社会的认识逐渐贴近了实际,与所有村民和大小队干部越走越近,建立起了正常的交往关系。

其实真正残酷的是政治斗争。欧阳昭在回忆中谈到一件事,感慨很深。1968年末到1970年初,村里进了一帮农宣队,说是抓“内人党”,这个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在内蒙古的产物。有一天晚上他们提审一个本村的地富子弟(名字记不清了),审讯中对他实行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后来这个人被打得受不了,半夜借口上厕所,出门就跳了井。东北的深冬天寒地冻,寒彻骨髓。当人们找到他,用辘轳将他从井中打捞上来时,他已经冻得晕死过去了。就在人被拉出井口的瞬间,他身穿的衣服立刻被冻在了井台上,就像被粘住了一样,人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撕下来。后来欧阳昭感慨地说,“文革”把人都变得野蛮了。

 

四、初尝艰苦的劳动和生活

 

下乡头一年,集体户所有的知青都被安排在在大田劳动,这让我们充分体验到了中国农民劳动的艰辛。

在农村,春种、夏锄、秋收、冬天打场、起圈堆肥,一年四季都有干不完的活儿。虽然我们在学校时也下过乡,有些农活儿也干过,但像插队后那样大强度、长时间的劳动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比如说薅苗,就是给谷子地间苗,这是所有农活儿中最让我们发憷的活儿。你要整天地蹲在地上用双手为刚出土的谷子间苗除草,干这个活儿需要有蹲功。在当地,这都是姑娘媳妇和小嘎子干的活儿,一般大劳力是不干的。我们没有童子功,根本蹲不住,干不了多长时间,就变成趴在垄沟里用四肢往前爬了。村西梁谷子地的地垄都很长,有的地段两根垄就是一亩地,当地老乡到地头都会休息一下,卷根烟。待我们连滚带爬地好不容易干到头,先到地头的老乡们已经歇够了又开始往回返了。为了不落得太远,没办法只有咬着牙跟着往回干。一天下来,灰头土脸十指黑不说,腿脚都变得肿胀麻木没有知觉了,苦不堪言。

锄地和收割,这是夏秋大田里最主要的活儿。因为地多劳力少,要抢进度,所以每天出工都要起早贪黑,经常是两头不见太阳。中午不能回家,就在地头休息吃饭,我们带的都是头天做好的苞米面贴饼子和咸菜疙瘩,再加上一壶白开水。中午歇晌时,先要捡一堆柴火点燃,烧成灰烬后,将带来的干粮和咸菜埋在灰烬中,烤软了才好吃,否则又硬又凉啃不动。这是一年当中最辛苦的季节。

头一年干活儿我们没有经验,一般都会被老乡甩得老远。女生们人缘好,到地头常有当地的姑娘小子们上去接两把,男生们则要完全靠自己。那个季节正是天气最炎热的当口,汗哗哗地流,为了能跟上趟都来不及停下擦汗,汗水在衣服上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在背上留下一片片的白色汗渍。

村里最远的地块儿离村子有十几里地,收工以后走回家天已经大黑了,晚饭经常是点着煤油灯吃完的。一天劳作下来,腰酸背痛,吃完饭就只想着上炕睡觉了。

那时我们需要面对的困难太多了,我们要面对艰苦的劳动,面对缺粮少油的生活,面对不避风雨的土房……但集体户的每一个同学都咬牙坚持着出工,很少有人无理由地歇工逃避劳动。有时候干得太苦了,心里也真想休息一下,可又说不出理由,于是就寄望着老天下雨。一大早起来,一看阴天下雨,心里就会长舒一口气,今天终于可以不用出工,可以洗洗衣服整理一下内务了。对此我们自嘲为“阴天乐”。

1968年冬天,集体户女生白梅和两个男生没有回家,被生产队派到小河西水库工地干活儿。白梅和工地上所有的男民工一样,顶着严寒风雪在施工现场打眼放炮抬石头,成为工地一道亮丽风景,多次受到表扬,被工地誉为学习大寨的“铁姑娘”。

白梅在回忆中描述了那段生活:西伯利亚的寒流,卷着冰花,带着永不止息的咆哮来到了内蒙大草原……同学们都回北京了,只剩我一个人……早晨起来看,屋里的一切都冻住了,玻璃上结了厚厚的冰霜,要洗脸,毛巾冻在竹竿上,端脸盆,牙刷冻在缸子里,缸子冻在脸盆里,敲敲打打地洗漱完,一放回去,马上又冻住了。滴水成冰……就连我的自来水钢笔都冻得写不出字来了。但我还是有自己的乐趣,借来一条长长的紫腰带,戴上大皮帽,掖起小辫,打扮成个假小子,上工去。掌钎、放炮、清石渣,为了把旱地变成水浇田,我们在水库工地上整整苦干了两个多月。

那时不知是一种什么信念在支撑着我们,或许是认为劳动可以改变命运,也或许是真的把吃苦看作是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上必须要交的一份答卷。

现在回想起来,仍旧觉得那时的我们真的不容易,不知道当初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尤其是户里的女生们,在她们当年的年纪,现在的女孩子上下学还得有家长接送呢,她们却已经开始从事如此繁重的劳动,承担着不应该是她们那个年龄所应当承担的政治压力。而且,还看不到未来有什么希望。

在小河西那些年,所有的苦活累活我们都干过,当地干部老乡对我们的评价就是一句朴实的话:这帮青年干活儿实在,从不偷奸耍滑。

 

五、努力转变观念,逐渐融入农村的生活

 

从下乡的第二年开始(19699月以后),国家停止了对知青的粮油供应,知青的口粮转由所在生产队负责解决。但国家特别规定了知青的口粮标准为650斤毛粮/每人/每年,这要比当地老乡的口粮标准(400斤左右,根据生产队的收成上下有所浮动)高不少,这体现了国家对知青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关怀,但国家和生产队不能也无力包办知青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困难。

那时,村里的老乡给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在老乡指导下,我们学会了推碾子加工粮食,学会了贴饼子、做小米子干饭,学会了腌咸菜、积酸菜,学会了做大酱……等等许多在农村生活中需要的能力和技巧。

有一段时间,大概是1969年底到1970年,集体户由大家轮流做饭,定期轮换。这个时候,在料理家务方面,女生显现了她们的天赋。她们做出的饭菜明显就比我们男生做的好,而且灶台也收拾得干净利落。除了祖德哥俩,我们几个男生都自叹不如。在我们眼里,她们已不再是“那个小孩”了。每次收工回来,在煤油灯下,看着她们在锅台忙碌的那个场景,感觉我们就是兄弟姐妹一家人,这个时候是集体户里最充满温馨气氛的时刻。

 

六、男女生关系——一个不得不说的情感话题

 

我们这个户男生岁数大,人又多,自以为比女生要成熟,所以什么事都是以男生为主导,背后我们管她们叫“那帮小孩儿”。女生不服气,但也只能在背地里嘀咕。我们这些男生在入学时,北京八中还是纯男校,后来虽然进了女生,也与我们没有交集,所以非常不习惯与女生打交道。在与女生交往时,总伴有严重的思想障碍。那时大家除了在一口锅里吃饭外,互相之间几乎就没有再多的来往了。互相表达个意见还要靠写纸条。几十年后我们聚到一起,说起当年上厕所的笑话。有人感叹,当时我们都没能给女生建一个厕所,举手之劳就能让女生避免很多的尴尬。现在想起来,很后悔也很自责。同为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即便是萍水相逢之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应该伸出援手互相帮助,何况还是患难之交。

相比起男生,女生在那种艰苦环境中其实很弱势,他们遇到的困难比我们要严峻得多,而我们却没有给他们应该的关心和照顾,尽到一个男子汉的责任。其实当年如果男女生之间多一些思想情感方面的交流,在我们共同面对困难时,或许就会轻松许多,也会有更多的办法。

白梅在回忆许红的文章中谈到许红的哥哥在华山遇难,许红与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这件事我们居然不知道,更没有能够给她以抚慰。

欧阳昭回忆说,1969年冬天,张娟的姐姐来到村里。那天,轮到张娟做饭,她到老谭家去挑水,井沿儿冻了厚厚的一圈冰,她滑了个大跟头,估计摔得不轻,张娟姐姐一怒之下决定带张娟转插去了吉林白城,她可能是觉得我们这儿的男生太不近人情了。其实,我们是怯于跟女生交流……其实,挑个水不就是举手之劳嘛!男子汉就应该多担待点,可那时就没走那个脑子。

当年的5个女生中,聪明美丽的许红同学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们不知道她在异国他乡弥留的时候想没想到过我们,想没想到过在小河西那个遥远的小山村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艰难的日子。但是,她最后都没有给我们一个表达歉意和诉说心里话的机会,这件事令我们到现在想起来内心都感到非常地难过。

其实,那个时候友爱和善良依然是我们的本性中最重要的部分,虽然大家表面上都很矜持很冷淡,但内心还是对对方充满了真挚的关心和爱护。

 

七、煤油灯下的“大学”

 

“文革”剥夺了我们继续学习的权利和机会,但并不能浇灭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学习和看书成了集体户每个人每天都离不开的事情。1969年初,欧阳昭从北京探亲回村,从家里带回来两箱子书,成为我们村集体户第一座知识金矿。他带来的书以中国古典名著为主,为我们打开了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门,为我们那段近乎荒漠的生活增加了精神上的快乐和慰藉。那时我们每人都用墨水瓶自制了一个煤油灯,晚上,当大家躺在炕上,顺着炕沿每个人的头上都顶着一粒儿黄豆般大小的闪烁的灯火,那也是知青宿舍每天晚上的一道风景。

沈宝庆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们先是互相传看自己带来的书……身边的书看的差不多了,就四处向外村寻找……后来在广新堡又发现了更大的宝藏。那里有托尔斯泰、契科夫、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罗曼·罗兰等人的外国文学名著;还有黑格尔、费尔巴哈、笛卡尔等人的哲学著作,甚至还有赫鲁晓夫的苏共《政治报告》等“灰皮书”,有的书上还有莫文骅将军的墨宝签名。在小河西这个小小的山村里,四年中我不仅筋骨强壮了,身体长高了,而且获得了思想的滋养,奠定了文史哲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这是我人生始料未及、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小河西——我的第一所大学!(沈宝庆1972年上吉林大学,期间在小河西生活了四年)

陈红石回忆说,那时“干农活儿虽然累一点儿,但思想是自由的。”

 

十、集体户轶事

 

其一,排演《红灯记》和《槐树庄》。

1968年年底,农宣队进驻小河西,大概他们是带有开展革命大宣传的任务,要求我们知青和他们共同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戏里主要演员有五个,白梅演李奶奶,沈宝庆演鸠山,詹之嘉演叛徒王连举,农宣队小薛演李铁梅,本村高凤桐演李玉和。剧情和表演手段都很简单,大家排练了一个多月,唱腔不多,主要是对词儿走场,春节前终于在村里举行了公演。本地农村平时文化生活很贫乏,多少年也没有遇到过这么热闹的事。演出那天晚上,村里人来了不少,连外村的老乡也跑来看热闹。演出非常成功,在村里以及周边的十里八乡都引起轰动。多少年以后,村里人见面还对那场演出津津乐道,说谁谁谁演什么演得怎么怎么样,如数家珍一般。

有了这次演出的经历,白梅信心大振,又想带着大家排练话剧《槐树庄》。那个年头女生思想里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挺紧,这是她针对小河西阶级斗争的形势特别挑选的剧目。剧本是李里江给总政话剧团写信要来的,白梅发挥了她在“青艺”耳濡目染偷到的导演才能,带着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排练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主要是演员缺乏灵气,连台词也念不好,费了很大的劲儿也达不到导演的要求,白梅气馁了,终于放弃了努力。后来白音宝力稿大队的知青从我们这里要去了剧本,据听说他们排练很成功,但是演出不顺利。

其二,“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吧”。

1969年回家探亲的同学们赶在春节前都回来了,说是跟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那时候中共“九大”即将召开,报纸广播一起都在为会议大造舆论,当然少不了对毛主席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颂扬。有个大叔到我们那串门儿,见到回来的同学,不知是真心呢还是没话找话,突然问了一句:“青年们回来了?回北京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吧?”问得大家一愣,心想北京城可不是小河西屯子,想见谁就能见谁。还是李里江反应快,马上回答道:“毛主席他老人家好着呢,您老就放心吧。”这成为集体户的一个笑话,以后每当有同学从北京回来,大家就都要问上一句: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吧?

其三,消灭“革命虫”。

“革命虫”是我们对虱子的别称,这个称呼好像最早是从香山屯知青那里传过来的。男生自打进了村就已经传上了这种小虫子,那个时候已经到了虱子多了不咬的境界,对此已经不再大惊小怪了。而女生染上“革命虫”这要归罪于农宣队。1968年农宣队进村时正赶上女生都回京探亲,于是大队就把几个女队员安排住进了女生的宿舍。结果,女生就悲剧了。虱子上身容易,要是将它消灭可就难了。好在李建一对这事儿很有经验,在她的指挥下拆洗,煮烫,六六粉杀灭,煤油浇头,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将虱子赶尽杀绝,大获全胜。

其实要不长虱子的办法很简单,只要勤洗内衣内裤就解决了。男生也只是头一两年长了那玩意儿,以后就从来没有再长过,好像小小虱子也认人似的,其实关键是一个卫生习惯问题。相信现在在农村大概也没有那玩意儿了。

其四,用脚揣酱。

用黄豆做酱是当地最主要的调味品,每餐都离不开。那年我们将生产队分的100多斤黄豆全部炒熟,粉碎,放在炕头发酵,准备做酱。白梅回忆说,那天女生干完活儿,想找当天轮值做饭的陈红石商议吃饭的事,女生推举我去,到了男生宿舍,只见陈红石光脚站在酱缸里,“咕叽咕叽”地用脚在揣酱,旁边还摆着一盆洗脚水,一块黑黑的毛巾搭在盆边。见我进去,陈红石还腼腆地笑着,抠起一嘎达酱递过来,说是请我品尝酱里放的盐够不够。见此情景,吓得我赶紧跑回屋跟大家学舌了一番,女生们顿时大惊失色,“用脚揣酱,这个酱还怎么吃啊!?”那年据说知青家做的酱是全村最好吃的,最终女生们也经不住诱惑,放弃了抵制。事后,陈红石检讨说他那样做是受了老乡的恶作剧。这件事在村里传开,成了老乡们调侃知青的永远的话题。

其五,米芯子猪。

知青家的粮食人吃都不够吃,哪有余粮喂猪?每餐饭也是吃得锅干碗净,泔水都很少,所以那些年集体户里总是猪丁不旺。有一年为了解决吃油的问题,我们买了村里老乡家的一口猪。杀完才发现是一口“米芯子猪”(痘猪)。女生查了《农村医生手册》,坚决要求退货。男生忘记因为什么原因,觉得很为难。双方意见相左,多轮协商结果是最后双方都做了妥协:猪留下,由女生负责处理。结果那天下午女生全体都没有出工,黄惟汇、许红烧了一大锅开水,把案板锅碗瓢盆全都进行了清洗和高温消毒。白梅和小建将猪肉、骨头和内脏统统扔进锅里,加水后还放了满满一大海碗的盐,然后架火猛烧。整整煮了6个小时,所有的有形之物都化作了无形之油,连猪皮都煮没了,从满满一锅肉变成了半锅清亮的猪油,倒出来正好装满了一只小缸,凝固后显得洁白细腻,很是诱人。这缸油解决了我们好长时间做菜的“油水”问题。由于处理到位,至今没有听说谁染上囊虫之病。但这件事终究是一件危险性极大的事,我们相约都要对家长封口,至今每个人的家里大概还都不知有此事。

其六,村医误诊“梅毒”。

这件事发生在白梅的身上。有一段时间她因为身上长疖子,查了《农村医生手册》上面说可以用消炎药治疗,推荐服用长效磺胺。她按照书上剂量服用后,没想到肩膀和胳膊肘上又出现了半圆形的红疹,又疼又痒。她赶紧去找“村医”郑海平。村医看了以后,居然十分肯定地给下了一个诊断:你这是梅毒!这怎么可能!白梅跟他急了,理论起来。村医可能觉得确实有点儿说不过去,就又胡诌说:你没有病史,应该是你父母得过梅毒遗传给你,现在才发作。真让人匪夷所思。第二天,白梅约上黄惟汇一块儿到鲁北旗医院,挂了5分钱的号,医生一看马上就得出结论:磺胺过敏。叮嘱她停服长效磺胺。果然,三天后症状就消失了。至于疖子,村里的一位大叔给了一个偏方——蛇蜕烤鸡蛋。连吃了5个后,疖子就再也没有露头了。

 

十一、离开小河西

 

1970年以后,集体户成员逐渐离开了村子,有的转插,有的参军,有的招工,有的上学。1974年初,户里最后留下的两个人李建一、詹之嘉根据公社要求并户到了广新堡村,小河西知青集体户就此曲终人散。我们这些人在小河西生活时间最长的6年(詹之嘉),最短的1年(白煦)

1970年初,张娟转插到吉林白城子。

197010月,白煦和白梅兄妹俩参军到广西。

197010月,欧阳昭招工到联合屯水泥厂。

197101月,黄惟汇参军到湖北。

197109月,窦祖勇招工到通辽毛纺厂。

197202月,李里江到北京师范学院上学(之前1970年借调到旗“公检法”军管会)。

197203月,窦祖德参加鲁北师训班。

197205月,沈宝庆到吉林大学上学。

1973年,许红到吉林师大上学。

1973年夏秋,陈红石到吉林白山水电站技校学习。

1974年夏天,李建一、詹之嘉并村到广兴堡集体户。

 

撰稿人:詹之嘉

201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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