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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集结号”.....xiaojianfan

 
 
 

日志

 
 

《扎鲁特旗北京知青插队概览》——仇方迎  

2018-06-13 11:59:12|  分类: 1-2.8简史先睹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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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鲁特旗北京知青插队概览

(代序言)

仇方迎

 

(一)

 

在中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内,“运动”是一种常态:政治的常态,社会的常态,生活的常态。

滥觞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澜壮阔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把1700万知识青年运动到农村、边疆,再加上回乡知识青年,共有近3000万知青被运动到农村、边疆。知青们都做了什么?想了什么?说了什么?又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什么印记呢?

这个问题太大,我回答不出。

把北京这个点放大:整整50年前,1968826日,当600多名北京知青离开首都北京,前往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插队落户的时候,这600多位北京知青,再加上后来投亲靠友到扎旗插队者,共700多名北京知青都做了什么?想了什么?说了什么?又在扎旗大地上留下什么痕迹呢?

这个问题也大,我回答不出。

进一步划小核算单位:把上述700多人的“加强营”划分到连,到排,到班,这些彼此熟悉的知识青年、这些同甘共苦的连排班战友们都做了什么?想了什么?说了什么?又在第二故乡的土地上留下什么脚印呢?

回答这个问题,请看《集体户简史》——它是扎鲁特旗原北京知青插队历史的概述,一目了然,又一言难尽。

以知青集体户为视角,对一个旗县各“知青村”分别作全景描述,这在知青作品中属于首创。

集体户是知青插队的基本单元,研究知青历史,离不开知青集体户这只“麻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解剖这只“麻雀”,其价值彪炳知青史册,泽被后人,有为者亦有成就感。

本书定位是:以一个村的知青集体户为基本单元,以一个旗县各知青插队村屯为整体架构,概览北京知青集体户兴衰和知青个人插队经历。

如果说,2008年扎鲁特旗北京知青40周年“圆梦行动”是由“四个一工程”(指“献一台节目、建一片树林、刻一张光盘、出一本好书”)组成的;那么,2018年扎鲁特旗北京知青50周年“半个世纪的回望”活动则是由“两轮驱动、两翼齐飞”行动组成的,即:以回乡、演出、参观知青林系列活动为一轮,为一翼;撰写并出版《集体户简史》一书为另一轮,另一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交相辉映。

简洁的说法,叫做“回望扎旗写好书”。

 

(二)

 

集体户的名称都是相似的,集体户的命运各有不同。

每个知青集体户都有一段或喜或悲的兴衰史。

集体户有光明的一面:有人成就了事业,有人成就了自我。

集体户有悲戚的一面:有人作古,有人困顿,有人陷误区。

然而,太阳每天都要升起。

是时候了!我们总要有人拿起笔,

为自己的经历写史,为自己的作为立传,

为自己的青春作纪,为自己的幼稚反思。

为知青立言——

本书书名用“简史”不用“春秋”,是因“简史”简洁明晰,直奔主题,主旨在于以客观冷静的“史笔”描述知青简史,避免主观色彩和情绪化表达。根据这样的主旨要求,“春秋”的含义就显得偏于文学性,写作风格和内容指向也不够明晰。

   “史”是用语言、文字、声像等多种方式记载的历史。从严格意义上说,本书无论在史料收集、框架设计还是行文方式、叙述风格等方面都不够“规范”,算不得“正史”,各村写作视角、资料丰寡、写作水平也各有不同,至多,算是一本草就的“知青野史”吧!

但是我们敝帚自珍——

10年前,一本《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一群北京知青的传奇故事》(全二册)问世,至今仍为大家传诵。

10年后的今天,一本《集体户简史——扎鲁特旗北京知青插队概览》(全二册)问世,相信它会引起读者特别是知青朋友的关注和兴趣。

10年间,两本书,都是扎鲁特旗北京知青集体创作,以亲力亲为、自己动手的方式,书写自己的经历。我们永怀这段历史,我们用文字记载之。

 

(三)

 

10年前,插队40周年的时候,巨力河公社北京知青王少华在扎旗老乡家中说过一句话:“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扎旗的乡亲们接纳了我们……”

这话说得非常到位。

想想看,北京知青上山下乡来干什么?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知识青年”的头衔并不是一顶光荣的桂冠,而是一个扭曲、尴尬、搞笑的称谓。让有点知识的人去接受不大有知识的人的“再教育”,怎么说都觉得有点别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是那段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只是那段历史的承载者,或者说,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因此,本书只记载事实,只介绍史实,只记录历史。是非功过由后人评说、由历史评说、由未来评说——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那个“大帮哄”的年代,乡下的农民在有限的耕地上刨食吃,劳动生产力低下,自己已经很苦了。数千万不大会干农活儿的大姑娘小伙子从城里跑到乡下来,本身就是与民争地,与民争食。“其实当地社员对知青到农村落户是有意见的,毕竟知青是在人家饭碗里抢食吃。土地不因知青的到来有所增加,粮食也不因知青的到来有所增产。”(巨力河公社《联合屯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

据巨力河公社中心屯大队知青对中心屯第一生产队年终收益分配结算调查,1968年度,第一生产队参加分配户数为35户,户均纯收入482.58/年;参加分配人口数为208人,人均纯收入81.2/年;参加分配总工分为146874分,每个劳动日分值1.15元。

1969年度,该队参加分配户数为74户,户均纯收入376.42/年;参加分配人口数为459人,人均纯收入60.68/年;参加分配总工分为278548分,每个劳动日分值1元。

对第一生产队部分社员经济生活状况调查情况是:总户数:76户。

其中欠款户:37户,占总户数的48.6%;借款总额:14785.01元。

存款户:39户,占总户数的51.4%;余款总额:1664.68元。

借粮户:72户。其中借粮500斤以上的有54户,占总户数的71%,借粮总数75530斤。

贫富收入比较是:

最多存款户416.3元(潘×,7505分。富农成分);

最多欠款户:1081.66元(李贵×,221.58分,贫农成分),924.26元(湛车×,5240.5分)。

另据调查,1969年中心屯大队生产情况是:产粮580担,欠农业税1100多元,欠预购粮款1370多元,欠社员3000多元,共计5470多元。

累积9年的公共积累情况是:19651967年储备粮110000多斤;1968年产粮950担,储备粮1000多斤;1969年产粮580担,无储备粮,借粮75530斤。

从上述调查可以看出,19681969年,中心屯大队一队连续两年每个劳动日分值都在1元或以上。这在当时的扎旗农村是相当高的。多数村屯每个劳动日分值只有几毛钱,甚至干一天只挣几分钱。

据香山公社《大柳树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记载:“那时大柳树村实在太穷了,最穷的是第一小队,1968年当年干一天活儿要赔9分钱!后来每个劳动日也只值11分七厘,最富的二队每个劳动日也不过五六毛钱。大部分同学直到离开大柳树都没有从生产队支取到1分钱工钱!个人的生活用品、回京往返路费甚至写信用的8分邮票钱,都要依靠家里。”

在如此低下的经济状况下,当地农民是怎么对待北京知青的呢?请看巨力河公社《巨力河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的记载:

“大队又给知青派来了一位做饭的师傅。他叫强殿元,大家就叫他‘老强’,原是队里的‘羊倌’。老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邋遢、埋汰,但是知青们在饱受轮流做饭之苦后,不管怎样能吃上现成饭也将就吧。

“一次晚饭后,老强还不回家,在灶间磨磨唧唧,欲言又止。集体户户长问他:‘你这么晚了不回家,有事吧?’‘俺家明天要杀猪,想请你们都去吃肉,怕你们不愿去……’户长一听乐了:‘去你家吃肉是好事,为什么不去?不过你家确实太埋汰,你提前把卫生搞搞就行了。’第二天一早,也就是7点来钟左右,知青们就都去了他家。进屋一看:以他的老娘为首,带着大大小小六七个孩子,围坐在炕角,都洗得干干净净,换的新衣服;屋里墙上都糊的白纸,浆糊还没干呢。为了这卫生,他家大概忙了一夜……此情此景,着实让知青们感动了一把。这就是老强。”

老强外表邋遢埋汰,内心淳朴善良,那木讷心实的人性之美,读了令人一吟三叹!

 

(四)

 

196812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遵照这一指示,上千万知识青年到农村战天斗地,栉风沐雨,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的收获,可以说有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播种、锄地、薅草、收割、打场、直至冬储;包括刨茬子、捕鼠、看青、种菜、挖壕、放牧、搞副业等等,知青们闯过了“劳动关”。

二是通过向老乡学习用大柴锅做饭,淘小米、贴饼子、轧碾子、磨面、做大酱、腌咸菜、积酸菜、抹酸菜囤子、烧炕、挑水等等,知青们渡过了“生活关”。

三是通过插队落户,深入到农村生活最底层,知青们告别了书生气,摆脱了幼稚、单纯甚至极左思想的影响,真正认识了中国农村的现状和落后根源,思想发生深刻变化。有些知青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在农村变革、生产实践和农业科研方面付出了不懈努力。

毋庸讳言,贫下中农对知青进行的思想教育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吃大锅饭等原因,社员普遍出工不出力。好心的贫下中农会教给知青如何投机取巧。香山公社香山大队北京知青仇方迎在《“吃”的故事》一文中写道:“……铲地要‘连铲带埋’——这一锄杠撸下去,锄的是草,也可能带上一两棵苗,没关系,用土埋上,队长看不见就行了。”“这也许是真实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吧!我不认为他们说这话没有觉悟,或者说人品有什么不好。在那个‘大帮哄’年代,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见《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一群北京知青的传奇故事》420页)

再比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是忆苦思甜。大队请一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给大家讲过去吃不上饭、剝树皮的故事。吃了玉米瓤子轧的面后拉不出屎来,只好用手扣。有同学问,是哪年的事情?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回答,就是困难那年。同学们不禁哑然。”(《联合屯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

实际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是受教育者、被教育者,同时也是教育者、施教者,后者主要体现在知青在传播城市文明、改变农村落后习俗等方方面面的奉献。

被教育者和教育者角色互补互换,互相教育,这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关于“教育”问题的全部内涵。

在艰苦的下乡插队环境中,很多知青自强不息,自学成才,后来在工业、农业、科研、金融、财会、教育、新闻等许多领域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成为共和国需要的各类人才。但他们都保持低调,他们深知,如果不是白白浪费了10年宝贵光阴,他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五)

 

在扎旗,人们有口皆碑:北京知青在教育、卫生、科学种田、文艺、体育等方面给扎旗带来了很大变化。正是北京知青带来的现代文明新风,使长期封闭的乡村透开了一扇窗,农民们睁开眼睛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在北京工作的通辽人孙平,真诚地称自己是“扎鲁特旗北京知青的粉丝。”数年来,他专注收集北京知青在扎旗工作生活的各种资料,积累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教育。

据孙平不完全统计,在扎旗插队的北京知青中,大约有155人当过老师。

    你到扎旗,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的老师是知青”。不管是旗里的领导和干部,还是村镇的领导和干部,或是普通的教师和村民,都对当年北京知青以及天津知青、通辽知青等在传授教育、文化、卫生等知识方面做出的贡献赞不绝口。前任的旗长林文慧、旗政协主席陈守峰、旗政协秘书长刘明玉、旗科技局局长韩凤池、旗水务局局长李文国、香山镇党委书记张国良、香山中心校校长孙明文、香山村退休教师孙秀莲等,还有很多很多人,都能随口说出教过他们的知青老师的名字,关切地问候老师们今天的状况如何。孙平随手记录下的知青老师名字有:李蕴青、袁钟瑞、郭大任、赵庆辉、张振民、裘玉虹、丁贻程、李培都、田伟、李华、王载式、吕培谦、王新民、王晓和、王玉生、秦恒久……

旗科技局原局长韩凤池说:“我从小学直到高中都是知青教的,这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老师有双龙泉的张振民、裘玉虹、丁贻程、李培都、田伟、吕培谦;读高中时的老师有郭大任、赵庆辉。我受知青影响最大的就是热爱学习,跨越式地接受了大都市教育,从知识到理念到行为。我作为知青的学生,感到高兴,表示感谢。”

当年那些活波可爱的孩子,现在都已立了业,成了材:有的成了国家机关干部,有的成了乡镇党委书记,有的成了学校校长,有的成了眼科医院院长或医疗专家,有的成了企业家,还有的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将军……

为了教好高三毕业班,巨力河中学北京知青高春生老师把回北京的调令揣在兜里,站好最后一班岗,直到学生们圆满结业,他才收拾行李回京。高春生老师是这样回忆的:

“这是1978年的事。巨力河中学原先是农中,不参加高考。1978年是经上级批准可以参加高考的第一年。北京的调令来了以后,我就和校长、旗教育局、知青办等有关单位打招呼。教育局领导和我商量:能不能把现在的毕业班带完了再走。我想,我在巨力河生活10年了,当了8年老师。现在是班主任,就这样走了,真是对不起我的学生。领导提的条件我就答应了。我利用回北京购买教材的机会,通过熟人拿到了北京八中的高考复习资料,回去后老师们加班加点刻钢板、油印资料,然后发给学生们去做。这一届学生真是争气,应届高考有三名同学考取了本科大学。在扎旗各中学里面名列前茅。其中一位同学的地理考了98分;一名同学现在是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政委、少将军衔。”

卫生。

据孙平不完全统计,在扎旗从事过赤脚医生或医疗工作的北京知青有49人之多。北京知青为改变农村愚昧落后的卫生习惯和“缺医少药”的医疗状况做了很多工作,几乎每个村都可以讲出生动的故事。这里仅举两例:

香山公社新发屯大队北京知青齐煜珊在《哦,桂芳》一文中写道: “生活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使19岁的她仍用极原始的方式处理着女性青春期后的一切。我用学过的生理卫生知识粗浅地给她做了讲解,给她做了月经带,教她如何把唯一能买得起的毛刀纸叠好放到瓦罐里,上锅蒸煮后使用,我还把自己的胸罩送给了她……每当这时,她都瞪大一对黑眼睛,惊异而又认真地听我讲,一丝不苟地照我教她的办法做,我能感觉得到,桂芳极愿意学我们这些知识青年。”(见《草原启示录》432页)

香山公社广新堡大队知青戴薇在《难忘那些年》一文中,讲述了自己当“赤脚医生”的经历。“1971年夏天,社员陆伟堂的孩子高烧抽搐,爸爸教我的针灸排上了用场。我用银针帮他退了烧,止住了抽搐。还有一次是一位老乡牙痛难忍,我用针灸试了一下也竟然止痛了。这些小事竟不知不觉在社员中传开了。不少人常常为一些小病痛找到我,我就尽自己一切可能为他们减轻痛苦。后来大队党支部送我到公社卫生院和旗医院学习,又参加了通化医疗队举办的学习班。我在生产大队的支持帮助下,筹建了一个小药房,加上针灸、输液、注射等,我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

戴薇写道:“从此我和另两名赤脚医生就担负全村社员的健康保健工作。我们在全村范围开展了布氏杆菌病、地方甲状腺肿的普查工作,做了流脑、小儿麻痹等疾病的预防注射。我只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然而乡亲们却给了我无数的温暖和爱护。1974年又送我到吉林医科大学深造。临走时队里还用羊绒擀制了毡子送我上学,我至今一直珍藏着它。197454日的《哲里木盟报》,1974115日的《吉林日报》,还以《受欢迎的北京知青》为题报道了我的事情。”(见《广新堡知青岁月》75页)

科学种田

不少村庄的北京知青都搞起了农业科学实验和科学种田。

1970年初,香山公社白音宝力稿村北京知青王平平和何代璇在北京到中国农科院调研,了解内蒙适种情况,并将一些玉米和蔬菜良种带回村。王平平、王振京和社员在一队大田与园田试种了这些良种。后来范小建也从农科院带回蔬菜良种,在二队园田试种。这些种子当年大多长势良好,硕果累累,让农民看到了科学种田的优越性。然而,没有大环境和政策的支持,仅靠缺乏专业知识的知青个人难以解决种子退化及异地种植等问题,试验没能继续下去。(据《白音宝力稿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

1970年,香山公社香山大队北京知青徐静带头开展了农业科学实验。她和梁鸣早利用回京探亲的机会,走访科研机构,到哲盟的农业研究所和扎旗的农技推广站找来了作物良种、有益微生物菌种和特定的培养基材料,还有实验方法、流程等。生产赤霉素920和光合细菌5406。她们主要是用歇晌和下工后的时间搞这些科研活动。经过细致而繁琐的流程,制成菌肥溶液,拿到生产队去给农作物喷洒。这是那里的农田第一次接受经过科学流程制成的生物菌肥。鉴于徐静在农业科学实验上的积极表现,扎旗有关部门连续三年定期抽调她到旗里参与全旗农业规划的制定修订。她作为已经为数不多的知识青年代表,参与了第二故乡的建设规划。(据《香山大队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

在北京知青农业科研活动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巨力河公社三合屯大队北京知青刘志国。梁鸣早在《我所了解的知青刘志国》一文中写道:“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到后来才知道,扎旗的巨力河公社三合屯大队有个知青刘志国,比我们干得大多了。他从全国各地引来了1500多个玉米品种,做起了玉米的系统选育工作。听说,他从一开始就干得比较像样,当时他手中所有的玉米品种资源比哲盟农科所的还多呢……”(见《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一群北京知青的传奇故事》79页)

据《三合屯北京知青集体户始末》记载:“刘志国从1972年开始,热衷于农业科研工作,他搞的5406菌肥在三合屯大力推广。还从全国引进1500多个玉米品种,做起了玉米的选育工作。1976年成立了以刘志国为首的农业科研队,种了相当面积的科学试验田,对种子进行优选优育,继而推广,很快科学种田在大见成效,1980年全村粮食总产量达到了250万公斤,相当于工农公社粮食产量的总和,使三合屯跻身于扎旗农业三大村的行列。”

文艺。

能歌善舞、文艺演出是一些北京知青的强项。据了解,北京知青约有9人调入或借调到扎旗乌兰牧骑参加演出。每逢年节,各村知青都要登台亮相,活跃了农村文化气氛,打开了当地农民的眼界。最值得称道的有三件事:

第一,巨力河公社巨力河六队知青是以在北京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基本架构,“成建制地”下乡插队的。原宣传队有将近30人,此次来扎旗插队的仅有9人,54男。每个人都要求一专多能:舞蹈、歌唱、乐器样样都能来上两下,9个人能演上一台小节目,水平还不错。到达鲁北的第二天,宣传队就完成了插队后的第一场露天演出(那时还没有插到队里呢)(据《巨力河六队知青集体户简史》)

第二,香山公社香山大队北京知青张兆丰带一架钢琴下乡插队,成为轰动哲盟的一件新闻。张兆丰是著名音乐家张肖虎先生之子,此举使得一辈子没见过钢琴的老乡长了见识。当年,钢琴伴唱《红灯记》正红极一时,香山屯可以在大队部演出一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雪涛的女儿刘景玉演铁梅,其他知青演李奶奶和李玉和,张兆丰钢琴伴奏。全体知青还合唱了《歌唱祖国》。这是何等级别的演出?可悲的是,这台钢琴存放在大队部,农村条件差,爆土扬烟,时间长了,上面落满了灰尘。(据《香山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

第三,香山公社白音宝力稿大队北京知青演出话剧《槐树庄》的故事。19695月,该村北京知青经过讨论,决定为庆祝国庆20周年在村里演出话剧《槐树庄》。在大队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排练(农忙时节,夜晚排练),一切准备就绪。

“十一”当晚,全村老少几乎全部出动来看话剧《槐树庄》,附近村的社员也闻讯赶来,大队院的屋顶、柴垛、树上都是人。许多老乡都说那个场面从未有过。

演出开始,第一幕顺利完成。从第二幕开始,由于灯光暗、没有扩音设备,观众一点点往前挤,一直拥到了“台”上,原来三间房大小的舞台,剩下不足2平米,演员与观众混在一起,实在演不下去了。总导演林而刚无奈地下达了“停演”的指令。大家回到食堂,心情都很沮丧。但是这个未完成的演出带给穷乡僻壤的白音宝力稿前所未有的轰动,也给我们很多的感悟和思考。《白音宝力稿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

体育。

北京知青在体育运动方面人才济济,很多人都是学校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项目的校队主力。这些优秀运动员来到扎旗,给扎旗的体育运动注入了生机。

香山公社白音宝力稿大队北京知青林尔刚翻箱倒柜找出了保存多年的日记,写出《知青为扎旗赢得哲盟排球冠军》一文,详细记述了比赛经过。作者写道:817日:今天上午头一场就是我们扎旗对阵夺冠呼声最高的通辽县。虽然对手实力很强,练习赛中又直落三局赢过我们,但我们彻底解放了思想,在莫安临的带领下,努力减少自己的失误,稳扎稳打,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续拦网成功,顺利拿下第二局。决胜局虽先以2:7落后,但劳国强、张雅杰两个大个出色的拦网和“毛驴儿”稳健的重扣,我们竟连追6分,8:7领先交换场地,最终我们赢下了决胜局,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此战胜利,立刻成了赛会的新闻。一向被人瞧不起的“老扎”队顿时引人瞩目了。(见《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一群北京知青的传奇故事》171页)

香山公社双龙泉大队北京知青张晓莹以《草原篮球新部族》为题,记述了由来自天津、北京等地知青组成的新旗队向号称“大哥大”的鲁北老旗队的挑战。文章写道,真是球到人到眼到手到,眼瞅着要飞出界的篮球被队长莫安临的长臂如揽月般勾回,他脚一点地便高高跃起,到最高点时突然一个“滞空”,就在手几乎触到篮筐的一刹那,一个“舔”篮,把球轻轻送入网中。“好球!漂亮!”叫好声不绝于耳。场上胜利屯的刘铁、三合屯的劳国强冲向替补席,和队友教练一通欢呼;助威的女篮姑娘也乐成一团,雪琦、吴野、春花她们击着掌,跳着脚,笑得涨红了脸。连鲁北的球迷也倒戈了……出尽风头的新“篮球部族”不仅赢下了球,也征服了观众的心。(见《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一群北京知青的传奇故事》179页)

 

(六)

 

李勤,扎旗知青办干部。1968年夏天,李勤到北京,在多所中学宣讲扎旗优势。他的一番“扎旗有山有水有平原……”的游说,在不少青春男女心中掀起波澜,生发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遐想。有些人踊跃报名,有人甚至写血书,誓言到扎旗插队落户,一辈子扎根农村做农民。

从北京去扎旗插队落户的知青们,当然不都是写血书慷慨赴边的。大致说来,北京知青下乡插队有三种境况,呈现两头尖中间粗的“枣核形”态势,即:积极奋勇下乡者少,因家庭受冲击不得不到农村“找食吃”的也少,大多数是懵里懵懂随波逐流的从众者。大潮涌起,你别无选择。

我们最初的名字叫“知识青年小组”。这个名称看起来更像一个政治概念,一个运动组织,就像“工作组”、“贫宣队”、“军宣队”、“毛宣队”……一样。

后来时间长了,渐渐醒过梦来,就改名叫“集体户”。这个名称看起来更像一个生活概念,一个互助组织,就像“富裕户”、“贫困户”、“党员联户组”一样,一起出工干活儿,一个锅里涮马勺,搭帮起火做农民,抱团取暖度时艰……

在“集体户”,我们生活过,劳作过,拼搏过,偷懒过,高尚过,苟且过,奋进过,逃跑过,大喊过,沉默过,盲从过,反思过,欢乐过,哭泣过,成功过,失败过,恋爱过,失恋过……

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集体走来,一起生活,一起劳作。十年耕耘,少不更事的男孩女孩们认识了社会,认识了农村,认识了政治风云,认识了历史和现实,也认识了自我。在这一过程中,集体户功不可没。从本书27个村的知青集体户经历可以看出,凡齐心协力的集体户,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最现实的选择,是“不能同心,也要协力”,大家同甘共苦,互相照应,度过了许多艰难岁月;而由于家庭背景、政治取向、个人性格等诸多因素导致分崩离析的集体户,知青们日子都过得惨淡寒酸,有些女知青的身心还受到极大伤害,令知情者唏嘘不已。

集体户创建了一个大平台。很多人为投奔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前来集体户插队。据孙平不完全统计,兄弟姐妹或有亲属关系在扎旗插队的北京知青有146人。

集体户是一个大红娘。正值青春年华的知青男女在这里萌发了爱情的种子,续写着集体户的“知青缘”。这里只举一例:

王少华和禹传梅是发小。文革开始后又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友。19688月,他俩一同来到巨力河第六小队插队。

刘红在她的《漫忆春季》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真正让少华感动的是公元一九七零年秋季,北京外国语学校来扎旗招生,点名要找回巨力河的禹传梅。因为她是该校初三毕业生,是阿拉伯语高材生,稍加回炉就可以作为翻译人才使用。

禹传梅几番思想斗争,决定放弃回北京上学的机会!原因只有一个:她不能割舍对王少华的这份真情!

当年凡是知道此事的人,没有一个不说禹传梅傻的!然而禹传梅选择了忠于自己的感情!

直到此时,十八岁的少华才读懂了小梅对自己的那份真心!真意!真情!真爱!

当年的小梅真的是个情痴!几乎全部心思都在少华身上。少华在哪儿,她的心就在哪儿。

1972年初,少华招工到了扎旗农具厂,由于表现好,半年后就当上了厂革委会委员、民兵连长。

1972年底,少华从扎旗当兵,那么巧就进了北京军区,户口也回到北京。

1975年转业时,部队首长说他可以留在北京,不必回扎旗了。王少华说:“不行,我女朋友还在扎旗呢,我必须回去!”

在当年,户口能回北京是太不容易了,再转回扎旗实在太可惜!

部队首长又建议:把你女朋友也招兵入伍,俩人一起转业回北京,这多好!

可小梅已过了招募女兵的最大年龄,首长的建议无法变成现实。

少华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回了扎旗。

他心里明白,1970年,小梅为他放弃了回北京的最佳机会,在旗里等他,一等就是五年,他绝不能忘恩负义。

谁也无法预料后来会有“知青大返城”这么一出戏。少华这一回扎旗,也许就是一辈子!而他义无反顾地做出了选择!

要看到少华当年在村里溜溜达达的样子,谁也没料到他成了有情有义的纯爷们!叫人肃然起敬!

王少华回到扎旗后在扎旗体校任足球教练,培养了一批优秀运动员。1979年,夫妻二人携子回京。

据孙平统计:以扎旗为缘结婚的北京知青共190人。其中夫妻双方都是扎旗北京知青的有74对;嫁、娶当地人的北京知青有42人,其中有4位是和蒙古族姑娘、小伙儿组成的家庭。

我们集体走来,我们却分头离去。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之时,万头攒动;而收尾之际,大家飞鸟投林各奔东西,真就是“虎头蛇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中原委曲直,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五十年,半个世纪。对漫长的历史江河来说,这只是短暂的一瞬;对短暂的人生历程来说,它却是漫长的守望。半个世纪的回望,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要从心中倾吐和宣泄出来。还是让我们吟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丑奴儿》作结吧——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2018524

 

(仇方迎,本书主编。男,高级记者,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士学位。著有《十七个瞬间》、《诗词里的人生》、《诗词里的人生续》、《第四次浪潮:绿色文明》(执笔)、《大国之翼——中国航空工业战略转型与资本化运作》(执笔)、《我的心灵之旅》等。主编纪实文学《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一群北京知青的传奇故事》。北京电视台大型晚会《与共和国同行——知青四十年大聚首》特邀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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