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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集结号”.....xiaojianfan

 
 
 

日志

 
 

《插队印象》——陶纪东  

2018-06-23 09:35:16|  分类: 1-2.8简史先睹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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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印象

 

陶纪东

 

告别北京

 

1968年初,学校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一个实际问题提出来了,许多毕业生怎么办?开始我只是想当兵,体检时因找人代替被同学告发,征兵失败。为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不甘落后,征得家长同意后,找刘家放(麻子)商量报名,之后向军代表报告了。军代表当然支持,还告诉我们谭晓春(谭子)也愿去。我们又拉上了吴福生(大锅),与洪学熙(四两)等同学一起报了名。分析一下当时愿去内蒙插队的原因:(1)热血青年,响应主席号召不甘落后;(2)家庭同意;(3)有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4)对马和草原生活的向往。

19687月中旬,我到月坛派出所去办迁移户口的手续。当时办手续的人挤了一屋子,没有人难过,也没有人犹豫,办事人也没问什么,挺痛快就开了一张“分配内蒙扎鲁特旗”的迁移证。临走前一周,我一直发低烧,急忙去医院检查,发现转氨霉高(120),医生怀疑是肝炎,又做了几个化验,才说仅是转氨霉高,我连行李运送都是同学帮忙办的。

 

    出发那天,我们在北京八中集合,排着队伍走出校园,白迺智(什刹海乒乓球班的同学)还喊了我一声,我笑着说去内蒙插队。上了车,汽车开向长安街,直达北京站。

火车站人山人海,挤满了来送行的人,大多是同学和家长。我们几个都说好了不让家里人来送,就和同学在一起告别,并打开红卫兵旗帜合影留念。我这还是第一次在北京火车站照相,却是在离开北京的时刻。


突然,我在人群中发现了哥哥,家里人还是来送我了。我们互相看着,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沉默无语,有个同学拍下了这“无言时刻”。几年后我才知道,其实父亲也来送我了。他没有走过来,只远远地望着我。

  快开车了,我们挤在窗口向同学招手。车下的人不知是对谁说:“你一定要回来!”我们却笑着说:“还没走,怎么就说回来。”开车铃声响了,顿时车上车下叫声一片。车猛然一动,缓缓前行,人群却向后移动。有人大声哭起来了,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要哭,不要哭”,终于没有忍住,泪水涌出眼眶。我急忙扭过头,不想让人看见。“……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然后对她亲热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郭路生这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诗写得实在太好了,太真实、太准确地写出了我们的心声。

 

通辽和鲁北

 

  自北京开出,这趟去内蒙插队知青专列里就一直充满欢笑。列车广播不断播出《草原英雄小姐妹》插曲,我们也不断全体起立,齐颂毛主席的语录。经过一天旅程,到达了终点通辽市。

  通辽是内蒙哲里木盟的首府,在1968年只是座靠近东北的小城,没有像样的建筑和街道,甚至通向各旗的公路也只是土路。盟里特意为北京来的知青举办了欢迎晚会,会上放映了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知青也表演了合唱、歌舞。

  第二天一早,700多知名知青分乘几十辆卡车去扎鲁特旗的县城鲁北。我站在车厢里向远方眺望,草原一望无际,四处没有高山,多丘陵,蜿蜒起伏。秋天的草原已开始变成黄色,半人高的草在风中摇摆,确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沿路都有牧民载歌载舞,欢迎我们这些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开始下雨了,我们把篷布撑起来,挡风遮雨,但是看到牧民冒雨欢迎我们,大家也掀开篷布立在雨中,表示对贫下中牧的敬意。

  以后两年我曾两次路过通辽,记忆最深的是在汽车站买票、看电影和一次上公厕的趣事:通辽到鲁北约400多公里,每天只有一趟班车,买票对知青成了大问题。1969年春天,我单身一人从北京回五道井子,。路过通辽时,为了能买到去鲁北的车票,早晨5点钟就去汽车站排队。车站有两个售票口,也不知道哪个开,只好听天由命选一个。开始卖票了,我排队的那个窗口刚巧卖票,而另一队的人也不情愿白排,呼啦一下就冲过来,顿时乱作一团。我紧抓窗口,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明天的票。第二天一早,我扛着行李来到汽车站,却被通知因下雨公路易损坏不能发车。第三天我再去车站打听,回答却是等天晴路面晒干后才能通行。结果是住了5天客店才离开通辽,害得大锅在鲁北等了5天才接到我。

在等车的5天里,我去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买了票早早进场,找到座位坐好,身边也坐满了人。快开演了,有两个青年拿着票来找位子,我身边的孩子既不开口也不动身,另一个中年人不耐烦了,粗声吼道:“你们要怎么样!”那两个有票的人一脸无奈,只得悻悻离去。

1968年冬天,我和大锅回北京,赶了一夜山路,到鲁北乘车去通辽,肚子不适,忍了一路。到了通辽,找了一个饭馆,才坐下我就忙着去方便。转了半天也没找到地方,我真想就在犄角处拉了,但又不敢。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公厕,两间土屋,中间隔开,一半男,一半女。进去后才发现,中间隔墙上开了一个大洞,猫腰就可过去。我不管不顾,蹲下就拉,也不知别人平时是怎么上厕所的。

和通辽相比,扎鲁特旗的县城鲁北更像农村。房子都是土坯或干打垒的,县城的路全是土路,跑的都是马车和驴。知青最感兴趣的是骑马,就谭子胆大,跨上一匹没有鞍子的马就骑,快到马厩时马一拐就摔了下来;安大脚(安启中)没找到马,只得在路上拦老乡的驴骑。


  鲁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知青接待站,我们来往盟和旗之间的落脚点,。也是大通铺,各地知青常坐着、躺着瞎扯。天津的知青说天津快板《刘少奇访问印尼》最有风趣;乐进威(大柳树知青)唱歌根本用不着扩音器,还气冲九天;北京的知青相互交流信息,土墙上写满了各种流言蜚语,多是发泄不满情绪的。

 

五道井子大队知青集体户分家

 

  我们30个知青分配到香山公社五道井子大队,其中北京八中13人,二十九中14人,其他3人则是投亲靠友的。30人分在一、二、三小队,八中的多分在一、三小队,二十九中的大部分在二小队。刚来时都住在老乡家,大队找了间房子当伙房,叫王师傅给知青做饭。八中的同学与王师傅互帮互助,关系挺好;而二十九中有些人老跟王师傅干仗。本来两个学校的人就互不认识,分在不同小队沟通更少,矛盾不断加剧。1968年冬天,干完队里的活儿,我们决定大家都上山搂草,准备好了明年一年的柴火才能回北京。二十九中有些人不整柴火就都回家了。上面规定:第一年知青口粮供给三百六十斤毛粮,以后由知青所在队按劳分配。本来体力不同,劳动所得不等,是挺正常的,大家也都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偷懒,光说不干。春天,二十九中有些人从北京回来后,继续在集体户吃饭。我们当然不愿意,就由年纪最大的连方虹为代表出面向大队交涉。大队干部出面协调,二十九中有些人的条件是要分走一半柴火才同意分家,连方虹当场给了其中一人一拳。家没分成,还要在一起吃饭,吵架的事是经常的。一次我火了,走时摔了一下门,二十九中有个人油嘴滑舌地说:“乌鸦站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了。”吵架多了,难免会动手。一次大锅一人跟他们几人吵,他们趁机激大锅出手,结果大锅挨了一拳。他们经常与王师傅干仗,弄得王师傅向大队提出不干了。大队无可奈何,只得拨给二队一些柴火,让他们另起炉灶。五道井子大队知青集体户就这样分家了。

                

 

“小老头”尹续利

 

  尹续利是北京八中在文革中执行“就近入学、划片招生”政策招入的第一批学生,曾因为犯错误受过街道处理。虽然入学晚、个子小,年龄却比同时入学的人大,面相又老,所以人称“小老头”,报名去内蒙插队并不是他自愿的。来五道井子大队后分在三小队,与其他的八中学生并不熟,独来独往,常去老乡家混吃喝,他常说“喝酒就为骗菜吃。”当时绝大多数老乡都认为知青来农村不是长期的,迟早都会回去,根本不需要盖房子。有些公社、大队都把知青的400元安家费扣下,除了发放第一年的口粮,其余挪作它用。为了这事,我们上至扎旗知青办,下至生产小队,到处反映,并在老乡中大力宣传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而“小老头”却到处散布:“我们只是来锻炼的,以后都会回去。”在村里留下很坏的影响。我们都特别气愤,决定教训一下“小老头。”有一天晚上,我们知青召集开会,把“小老头”叫到村外,连训带打。这事被大队知道了,还专门来了解此事,并批评了我们。

我们和二队知青分家后,决定轮流做饭,“小老头”也不例外。一天夜里,洪学熙看青时发现伙房还亮着灯,走近一看,“小老头”正在和面。当发现有人来了,“小老头”赶紧把面扔进灶坑。洪学熙冲进伙房,掏出那团面,并警告“小老头”等着瞧。天快亮时,我们听见有人喊“着火了!”赶紧起来,跑去救火,才发现着火的正是我们的伙房。房顶烧穿了,仅有的面粉烧焦了,鸡也熏死了,而做饭的“小老头”却不见了。后来小队的车老板在离村十几里的山坡上发现了逃跑的“小老头”。大队把他送到旗里,旗知青办想把他退回北京,而北京不接收。后来旗知青办把“小老头”安排在其他大队劳动。他还是照常混吃喝,给集体放猪,猪都回来了,他却不知去哪儿了,还要队里派人去找。后来我离开扎鲁特旗,再没听到过“小老头”的消息。我想,他大概在知青返城风时也回北京了吧。

 

我所干过的农活儿

 

    在北京八中上学时,我也下乡劳动过,到双桥农场、窦各庄收麦子。当时只是锻炼锻炼,十天半个月,同学们吃住在一起,嘻嘻哈哈,能干多少算多少,新鲜一阵子。到内蒙插队,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更是为了生存,凭劳动吃饭。我的确不是个壮劳力,但在插队二年半的日子里,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1)割地

9月,一队的庄稼陆续熟了,队里忙着收割,队长叫我们也去割地。这儿可不像北京拔麦子,两手抓住一把麦子一扯,就拔出来了,抡起来朝鞋底一磕,土就掉了,摆在身后,再接着拔。这儿用镰刀割谷子,镰刀把儿有一两尺长,刀口磨得很锋利,一人割两垅。我左手拢住谷穗,右手握紧刀把前伸,贴着谷子秆根部向后一挥,再割另一垅。把谷子摆放在身后,再向前割。谷地有六里多长,我们一会儿就被老乡拉下了。吃了午饭,老乡歇晌,我们不敢歇,赶紧下地,接着从上午拉下的地方割起。没干几天,我手“涨把”(肿),什么都攥不住,只好休息。高粱、苞米成熟时,都有一人多高,站在地里看不见人。还是一人两垅,我只得一根一根割,堆放在身后,再往前割。高粱要运回场院去打,苞米棒子有时是在地里掰下来,再运回去。

2)打场

等成捆的谷子运回到场院,先由妇女用小镰刀把谷穗削下来,叫捎谷子。然后铺成圆形,用马拖着石磙子在谷穗上转着圈轧,同时用木杈子来回地翻,直到把谷粒轧下来,再用木杷子搂去大的秸秆,把谷粒堆积在一起。我拭着用木锹铲起谷粒顺风扬了一下,老乡连说不行。扬场多是有技术的老汉,会看风向使巧力,谷粒在空中形成一道扇形,饱满的谷粒、秕子、杂草会分开落下成三堆。老乡有时会把饱满的谷粒扬到秕子一堆,因为秕子不计在产量内,可以私分。

3)看场

  扬场之后,谷粒堆放场院里,等候分配或入仓。为了防止有人偷窃,防止牲畜偷吃,要在谷粒堆上盖满特制的印迹,派人整夜看守。知青在当地没什么亲戚,不怕得罪人,这活儿都由知青干。因为第二天还要出工,我们常两人一组轮流看守。我们用两个空汽油桶并排挡住场院门,又在场院里的谷垛上掏了个洞,人躲在里面。很少有人来偷,大多是猪来偷食。这儿的猪居然能跳过油桶,哼哧着来到谷堆前,它会观察一会儿,觉得没人时才会拱谷堆。我们怕谷堆上的印迹被猪拱坏,连忙从躲藏的洞里跑出来轰猪。猪撒腿就跑,跳过油桶逃出场院。猪其实挺聪明,你不出来它不走,害得我们几乎不能歇脚。第二天上午,队长来查验谷堆上的印迹,完整无损才给记工分。后来我们看场久了,也有经验了,发现猪拱得不利害时,用扫把轻轻扫除痕迹,甚至偷用队长的木印再盖一遍。

4)铡草

  队里圈养的牲口都喂草料,就是把各种秸秆铡成寸把长,再和苞米粒或豆饼搅合在一起。铡草没什么技术,只要臂力,知青常干这活儿。铡时一般4个人,左右各一人摇动轮把儿,带动中间4把滚刀转动,一人把秸秆沿木槽不断送进滚刀,另一人把出口铡好的秸秆拨出装进口袋。摇轮把儿的两人使力要大小一致、摇速均匀,累了就和另两人换一下。续的秸秆多少要平均,特别要注意在清除进刀口缠绕的草时,不要把手卷进滚刀。我们一队有个盲人姓窦,干其它农活儿不方便,经常和我们一起铡草,而且只能摇轮把。他力气大,又肯出力,干一天也能掙八九分呐。

5)整柴火

打完场,队里基本没活儿了,我们开始上山整柴火,准备来年一年烧的。

刨疙瘩 (杏树根子)砍枝子都得防着看山的。在离村子七八里的山坡上,我们找到一片山杏林。山杏枝子一丛一丛,只有半人高,成熟的杏很苦,杏仁榨油多做工业用油。我们用脚把枝子踩倒,用镐较宽的一头砍断,再用尖的一头刨疙瘩。土很硬,根大,刨起来特别费力,等凑齐一车再往回拉。车老板用钢钗装车,先从车边上装起,再装中间,勾住边上的枝子。为了多装,车老板叫我们爬上车,在车上踩来踩去,把枝子压瓷实。这活儿费衣服、费鞋,新衣裤都刮破了。有次刨疙瘩被看山的发现了,还教训了我们一顿。看在知青的份上,才没扣下杏树疙瘩,以后我们就不再去了。

整柴火主要还是靠搂草。在两根两尺长的小木楞上,从两边起等距钻上十二个小孔,相距一尺摆成“二”字形。把六根四尺多长的粗钢丝弯成“U”形,穿过相临的洞孔,固定在木楞上。钢丝齿尖揻成弧形,把一根六尺多的木杆钉在两道木楞上,一把大搂耙就做好了。再用荆条编成大小与耙子相配的簸箕形镰子,挂在耙子下,一套搂柴火的家什就准备齐了。

冬天天很冷,清晨三点起身,吃了饭,把贴饼子揣在怀里就动身了。寒风扑来,哈出的气在帽子上结成霜。有时要走二三十里才找到地方开搂。左手握着顶在左肩的木楔上,右手握住耙杆下压,身体微侧,拖着镰子走。揻成弧形的耙齿开始上草了,草厚的地方,走十来米,就能上满一耙子。轻轻一抖,卸在镰子里,等镰子满了,就近找个平坦好装车的地方,把一镰子草扣在地上。草少的地方,要走上几百米才能搂满一镰子,再拖到装车的地方摆好。过了中午,掏出怀中的干粮吃,贴饼子冻得还是那么硬,咬在嘴里还能感到有冰碴。饭后又有力气了,又接着搂柴。我们上山搂柴火的七八个人,每天搂最少一两车。等到下午三四点,开始往回走,到家还要几十里。搂柴火的时候,每天走近百里,实在累得够呛,但是看着院角像房屋一样大小的柴垛,一年做饭、取暖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回北京了,心里很欣慰。

6)播种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播撒下的是农民一年的期盼。播种时的景象,原本应该是一幅慢节奏的画卷:在田野上老汉扬鞭扶犁,轻声吆喝着,牛慢慢腾腾拉着犁杖,犁铧翻起一道道黑浪;点籽姑娘轻轻敲打着葫芦头(葫芦里灌满种子,连接一根细空心管,敲打时种子经过空心管慢慢撒下来),种子均匀撒在犁沟里;跟随其后的小嘠子牵着驴,拖着石磙子辗轧垅沟保墒。而今年一小队大长垅的春播却是有些“各色”——拖拉机本用于翻地,不知是谁的主意,在拖拉机的后面横拴一根长木杆,并排牵上五付犁杖。拖拉机开起来,紧张的老汉扶着犁,犁铧翻起的垅沟有深有浅;点籽姑娘快速敲打着葫芦头一溜儿小跑,种子多少不均地撒进垅沟;小嘠子跟不上,干脆骑上驴拖着石磙子辗轧,一幅紧张的画面。秋收时结果可想而知。

7)薅地

  薅地就是间苗。这活儿都是大姑娘、小嘠子干的,他(她)们的手灵巧,能蹲得住。长长的地一眼望不到边,一人两垅,间距一寸留一棵苗。大锅是壮劳力,被派去趟地了,我只能薅地。眼光要准,别把草留下;手要灵巧,一寸留一棵壮苗;腰腿要柔韧,能蹲的时间长。我刚插队时很胖,体重一百四十斤,薅一会儿就蹲不住了,抬头看老乡们早就不见了,也没人来接一把。先前还能跪着走,后来跪都跪不住了,只得连滚带爬。好容易才薅到头,歇半天才站得起来,那也得干。坚持一段时间,总算过了这一关。

  插队期间,我还干过耪地、脱坯、打板墙、打冻井,队里有一次居然还派我去旗里搞过副业:和泥、垛墙。虽说不是壮劳力,总算是样样都练过。

 

“吃”

“民以食为天”,到了哪儿都是吃,插队更是如此。第一年知青是由大队找的王师傅做饭,我们经常向他学怎样使用农村的锅、灶,怎样烧火。做饭第一道工序是淘米,把大锅刷干净后,舀半瓢小米放在大瓢里,加上水,轻轻摇。漂起来的米粒随水流入大锅,最后留在瓢底的就是砂子。淘好的小米加上适量的水,用大火烧开,再用小火把水耗干,撤火焖一会儿,小米饭就好了。做苞米碴子饭,也是这样,多放些水,多用时间煮。贴饼子时加半锅水,把锅烧热,把和好的棒子面做成手掌大小的饼子,围着锅上半部贴一圈。盖上盖,接着烧火,让水蒸汽和热锅薰烤饼子,直到锅里水快干了,饼子就可以出锅了。王师傅还偷偷用大锅给我们烙白面饼,不糊的关键是要用萱柴火并要掌握好火候。

插队第一年,上边给毛粮三百六十斤,菜也没什么油水,干活儿又特别累,所以老是想吃。家长们也经常寄些食品来,炒面、奶粉都有。有次没活儿干,我们到队部冲炒面和奶粉吃,杯子里直冒泡儿。原来,寄食品的包裹里混装了洗衣粉,那也舍不得扔,都吃得干干凈凈。队里的马死了,每家分马肉,知青也分了一份。用水煮了,加些咸盐,尽管马肉很粗,肉有点酸,大家也都吃得津津有味。队里掰玉米时,老乡在地里拢火烤玉米,我们也跟着吃,连嘴都黑了。队里菜园收胡萝卜,我们也学着老乡,用手“摩挲摩挲”就吃。每次打场,队里总会做些夜宵吃,老乡都来得格外齐,我们也绝不客气。队里的瓜熟了,先前我们用现金买,后来也学老乡一样扣工分。一巴掌把瓜打裂,掰开就吃。如果是“打瓜”,只要把瓜子留下就行了。

跟二队知青分家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伙房,开始轮流做饭。后来,我们自己养猪、喂鸡、种菜,伙食好得多了,但还是吃不够。每次杀猪,大部分肉都熬成油,加上盐,存在坛子里,留着炒菜用。有次我正盛饭,李达对我指了一下坛子,我悄悄过去刚要下手舀一勺猪油来拌饭,他却打开里间的房门喊“有人偷油了!”大家哈哈大笑。我挟住一块肉放在饭里,李明讷(小胡子)笑着把筷子伸了过来,我赶紧端着碗转过身。一会儿李明讷又要来挟,我有点恼火,说:“有完没完!”祁卫东(瘸子)自己买了点糖精,大家叫他拿出来吃,他却说:“糖精放多了会苦。”我们笑着说:“可苦了你啦。”

那会儿只有过年时,队里才按人头分几斤白面,我们包饺子都按每人一斤面、一斤肉、一斤菜包,人人“可劲儿造”,撑得吃下不去了才算完。王玉生吃得躺不下去,竟然后腰顶着铺盖卷坐了一夜。有次杀狗,做了一大盆,谭子还没回来,我们只得等他。吴福生等不急了,不管不顾自己先吃起来;我就着肉喝酒,一个劲儿笑,大家都说我醉了,我却说:“没醉!”

 

乡间趣闻

 

    刚到五道井子大队时,我和大锅、谭子、麻子住在老季家。房东季六,我们都称他“六爷”。那是一明两暗的土屋,我们住西边,六爷和儿子住东边。闲聊时六爷忽然问起北京还有没有“窑子”,我们都张口结舌,不知该说什么好。住了一段,我们发现毛巾、肥皂不见了,到东间一转,原来都拿那边去了。冬天我们回北京时,总有老乡托我们买东西,但一般都不给钱,我都给推掉了,李达却从不推脱。有个老乡居然要买自行车,李达也答应的挺痛快,但回村时却没有带自行车,只带回烟嘴、烟袋锅送给他。

  我在村里时参加过几次红喜事,最早是王美荣“换钟”(订婚)。王美荣是北京二十九中知青,来五道井子不久,就与一队的邵振彩好上了,后来就住进老邵家。老邵家办了订婚酒,说我们知青都是王美荣的娘家人,请大家去吃酒。我盘不惯腿,坐在炕沿上。婚宴也没什么好菜,就是用盆子装的大白菜、粉条子炖肉。大家一下筷子,肉就光了,老乡忙喊换菜,帮忙的把剩菜端下去,又换成带肉的端上来。王美荣冬天回京后再没回来,家里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把她办到河北插队了。王子文(老乡)结婚办酒,我们也去了,还送了丝袜等礼品。后来麻子说不该参加,老魏家的闺女才十四,根本不到结婚年龄。

  我在村里时还参加过“举重”,就是抬棺材。村里有人去世了,都是土葬。事前在选好的地方挖好坑,深浅、朝向都有讲究。出殡的那天,村里人都会来帮忙,知青是队里派去的。在棺材上绑好木杠,根据远近和重量,有的八人抬也有的十六人抬,中途不能落地,有两拨人轮换。当时有个老太太把坟地选在十几里外的山坡顶上,说往东可以看见鲁北的闺女,往西可以看见村里的儿子,这可把抬棺材的人累得够呛。出殡的时候,家里人有打幡的,由孙子辈的小男孩头顶着瓦盆跪在前面。起棺了,小男孩头一歪,瓦盆摔碎了,抬棺材的人同时起身,抬着一溜儿快走。到了地方,棺材摆正放入坟坑,有人打开盖子,把故去的人摆正,我没敢看过里面有什么陪葬的东西。开始钉棺材盖了,家里人齐喊:“躲钉,向东躲,向西躲。”最后开始埋土,坑浅的土堆的高些,坑深的土堆的低些。送葬回来后,帮忙的人也是大吃一顿。

  当时队长权力挺大,派工、计工分都说了算,但自己不一定参加劳动。在割地时,我就见过队长李忠学只站在地里监工,自己却不动手。大队李营长的计工手册全年参加劳动只计过“6”分,其它工分都来自“开会”等各种补贴。当时为了干部不参加劳动的问题,我还写过一张大字报《从6分说起》,那是我在插队其间唯一写过的一张大字报。队干部与村民的关系不一定很和谐,时有争吵。有次队长李文学与村民季林就在场院里干起来了,李文学大声说:“我妈妈她老人家有六个孩子,你敢咬‘雀子’!”季林年轻气盛,毫不嘴软:“你把裤子脱下来!

  通辽离四平很近,村子里有人参加过打四平,“四野”和“国军”都有,听他们讲打仗挺有意思。某次,两军相遇,“四野”一个连队猛冲过去,“国军”溃退。等连队回来打扫战场时,才发现还有两个兵对垒,刺刀对刺刀,双目对视,谁也不敢先出手。连长拔枪将“国军”击毙,谁知“四野”的那个战士却端着枪朝连长冲来,人高度紧张,都傻了。还有一次,两个战士被敌人追击,其中一人屁股受伤跑不动了,躺在地上。眼看敌人要追上来了,没受伤的照受伤的狠狠踹了两脚就跑,受伤的气得爬起来就追,结果两人都活下来了。

 

别了,我的插队生活

 

197012月底,我收到父母的一封信,说叔叔已给我联系好去福州当兵的事,让我立刻启程。

当时村里知青走的并不多,我们村也只冯树德、郭平分随父母去河南“五七”学校了。在这之前,谭子被旗里借去画画时,曾向军代表介绍我去帮忙搞运动。我当时还特意换上一件新的卡面的羊皮大衣,兴冲冲来到旗里。一见面,军代表好像随意问起我爷爷,我就明白了,他们一定查过档案,知道我爷爷是地主,不会用我。我在八中入团时也查过这事,因为父母是革命干部,组织也就没说什么。现在文革期间,又是在农村,人家特别谨慎。这事虽然不大,去不去军管会也没什么,但还是在我心中留下抺不去的阴影。这次收到父母的信,我很高兴,没和同学商量,立即决定离开扎鲁特旗去福州当兵。大锅陪我去香山公社办的手续,开了当兵的证明,拿回了北京开的迁移证。因麻子外出未回,也就没向他告别,收拾好行李,坐马车去了鲁北。后来谢明明告诉我,第二天,当麻子冒着大雪,拎着我的靴子赶到鲁北时,我已经走了。那个当初积极报名去内蒙插队落户的我,却比到处宣扬要回北京的“小老头”走得还早 。

                                                             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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