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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集结号”.....xiaojianfan

 
 
 

日志

 
 

《我赴扎旗插队之前》——王海峯  

2018-06-27 11:28:58|  分类: 1-2.8简史先睹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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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赴扎旗插队之前  

王海峯

 

1968826日,那个赤日炎炎的盛夏里,北京站上聚集着我们600多名即将奔赴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插队的北京“老三届”毕业生。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激昂的歌曲。即将出发的人和前来送行的人都被淹没在站台上的口号声、呼唤声和哭泣声中。穿着褪了色的军装的我,默默地清点着一起下乡同学的名单、行李,刻意冷落了特地赶来送别的亲人。爷爷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里雕刻着岁月的年轮;父亲刚从学习班里释放出来,一脸憔悴;还有些稚气的妹妹略显茫然。我不想哭,也不希望他们难过。

伴随着列车汽笛的长鸣,送行的亲人、老师、同学们变得越来越小,北京,把这批人从户口本上撕掉了。这时,我才感觉到远行意味着什么,眼泪已模糊了视线,头脑里萦回着插队前那刻骨铭心的日日夜夜与沧桑记忆……

1966年北京十三中高中毕业前的我,因为品学优良,曾任两届校团委委员,“哈军工”的内定保送生,而且电影学院的三试合格。人生的路走来,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

19666月,爆发了“WHDGM”。我虽当过学校“GWH”委员、“HEB”头头,但是因父母从事文艺工作而且被点名了,心中惴惴不安,不得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968年初,经过体检和严格的“双审”(政审和WG中有无“打砸抢”行为的审查),我被选拔到北海舰队某特种部队。战友都是来自北京十三中、北京四中、北京三十五中等名校近乎清一色的干部子弟。部队隶属总参,新兵时期我担任副班长。我觉得自己离心目中的“革命接班人”愈来愈近了,不免有些飘飘然了。

新兵训练后我没有被安排去向。教导员的解释是“耳膜穿孔不适合专业”、“部队要‘精兵简政’”等等。我懂得这都是推辞。我想,是不是家里出事了?得到的回答是“你长得像外国人,政审比谁都严格”。结果是,被调到炊事班任代班长,我没有拒绝。每天,看着战友们上专业课、学习外语,书声朗朗,而我却腰系围裙,手握马勺,困守灶台,着实有些失落。但从进炊事班那天起,直到被强制退役,我始终坚守在烟熏火燎的伙房里,带着4名年龄大的在编职工和4名年轻的朝族战士,默默无闻、没日没夜地干活。我太珍惜当兵的机会了。

半个月后,我终于受到队前表彰了。战友们都为我高兴,还说,咱们将来都是干部,我们是参谋,你是司务长。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也许这就是组织的考验吧!我写信让母亲寄付做饭用的套袖。已经好久没有家信了,队长说,军邮在刘公岛附近沉了。但愿那是真事儿。我渴望知道家里的消息,因为那个年代里,父母的政治沉浮,左右着子女的一切。

然而我还是被命运戏弄了。在收到了母亲“平安无事”的信和套袖的几天后,副团长跑来了,问:“回北京的事想好了吗?”我说,“为什么还是要我走?”“是北舰兵源部的名令!”“可以通融吗?”“抗命就要扒去帽徽、领章……”而这样的对话竟变成了隔三差五一次,还要求保密。我用刀子切开食指,写了血书:“决不离开连队,誓死保卫海疆。”司务长同情地落泪了,但爱莫能助。这也许是部队铁血的一面,军人的天职就只有服从。周围的空气凝重且令人窒息。白天我要带着全班若无其事地烧火做饭,可夜里却偷偷哭泣,心在滴血。那时,部队封锁了关于我的几乎所有信息,外出也被禁止了,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离开海校那天,训练队的战友们几乎都出来了。车启动的时候,有人在喊,“别忘了,你是在军旗下宣过誓的!”我知道,大家希望我能坚强地活下去。

我是被强制退役的。出于安全,来自北舰、武装部的4名军人深夜送我到家。昏暗的灯光下,爷爷、父亲和妹妹还在学习“老三篇”。当我进门的那一刻,他们手中的书纷纷掉落了,爷爷瘫坐在地上,透出惊愕无奈的眼神;父亲捶胸顿足,痛苦自责的表情以及妹妹泣不成声的悲戚,被永远定格在那个时代的记忆中。

其实,就在我当兵后不久的“三·八”妇女节那天,公安部六局就派员封锁了我家的院子,抄了家,并带走了母亲。因为母亲承认了自己是日本人,被定为“特嫌”,“里通外国”的要案。她饱受了毒打、凌辱和折磨。

全家人从此倍受株连,更大的屈辱与磨难接踵而来。父亲被揪进了“学习班”,每天几乎交代着同一个问题:“1945年为什么同‘日本间谍’的母亲结婚,并帮她混入革命队伍?14岁的妹妹在学校里刷厕所,烧开水,早出晚归,生怕路上被人指认、奚落和辱骂。82岁的爷爷手已攥不住扫把了,也被迫每天清扫道路。全家生活费也只发给20元。街道、邻里好人不少,但也不乏小人和既得利益者。宵小们每天白眼相加,冷嘲热讽,甚至栽赃。而他们中有些人还是那个“红八月”、“PWJ”恐怖时期寻求我和妹妹(当时北师二附小的HWB)救助过的人啊。

我曾要求分配工作,但西城人武部不但食言了“中途退役在京就业”的规定,还嘲讽地说,“北京的‘定时炸弹’已经够多的了,好自为之吧。”家里四合院门柱上“一人当兵,全家光荣”那副对联的残片,还在风中摇曳,告示着“一人有事,全家完蛋”的那个时代的哲理。

1968初夏,北京近郊某些角落里聚集着一批同我一样被强制退役的年轻人,其中大多时因“杨、余、付”事件(1968322)被牵连的军人子女。某些人变得迷茫、颓废,沉沦于酒肉牌赌,甚至不节。他们叫我“大哥”,想拖我进去,但我拒绝了。我太清楚自己了。他们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希望尚存;而我是阶级斗争的“弃子”,前途渺茫。

母亲是日本人,连父亲及组织上都不清楚,我就更不知道了。快20岁了,竟一下子变成了日本人的儿子?我被彻底震惊了。因为自我有记忆那天起,抗日战争就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从记忆的搜索中,我不得不相信这些事实:1946,跟着这支穿着破棉袄的队伍撤离長春的时候,母亲还不太会汉语;解放战争中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时候,她的出生年月竟写的是日本年号小时候她给我唱过日本童谣,跟爸爸用日语聊天,喜欢日本手工,会做寿司……她表现出了一切,几乎只差说自己是日本人了。尤其,当入伍前一天她才知道我要去当兵的消息,伤心了整整一个通晓,说我太任性了,在地方可以做个党的好干部,为什么要选择从军?也许只有母亲敏感地意识到了那场将至的灭顶之灾。但她绝不是什么特务。

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苦闷且茫然。后来逐渐清醒了,我走出了家门,认为出身、血统并非己为,只能从容直面。我到学校里给1969届初中生讲英语、政治、化学,带着他们拉练、夏收、学军,同甘共苦、率先垂范……一段当兵的经历,一身褪色的军装,一脸络腮的胡须,一腔激情与活力,我也许成了低年级学生心目中的“人物”,担任的班级也迅速成为学校的标杆。我知道,自己是不可以被表扬的,但很知足了。沐浴着来自身边与社会上的同情、怜悯、歧视与冷遇,我选择了自己该走的路。

19687月,内蒙扎鲁特旗已经到学校募集插队知青了。初中同学已经报名了,高中同学还陷于派性斗争。8月初的学校教师例会上,我被点名为“日本特务的狗崽子”,“不能从教”,全场哗然。我当即表态:“有本事就跟我一起下乡去!”原本威胁我的人被震慑住了。

“逼上梁山”的我不想祈求任何人,也不希望学校和军训团的好心人再为我做难了,瞒着家里人我注销了户口。尽管爷爷的“前列腺”日趋严重,妹妹需要照顾,父母前途未卜,或许政策还会出现转机……

我要去插队了。临行前,用津贴费帮助家里买了米面,为爷爷擦了背,给妹妹留了一套军装。爷爷为我特地做了顿拿手的土豆酱菜,妹妹吃得好香,我却吃不下去。望着这一老一小我想,我走了,谁来照顾这个家?爷爷说分手时要说些吉利的话。但那时,吉利已是可望而不可即了。从部队回来的几个月里,父母问题的升级,世态炎凉的冷漠,还有要定期到居委会报到……我愈发感到熟悉并有着美好记忆的北京变得令人陌生、冷漠与孤独了,偌大的京城我竟无地容身。

我要去插队了。妹妹探视时偷偷地告诉了正在关押审查中的母亲。憔悴不堪的她痛苦地用头撞着墙,深陷在无限的懊悔与自责之中。其实,屡遭不公的困惑与倍受歧视的痛楚,也曾使我有过对母亲的怨恨,但始终没有走出绝情这一步。我不希望雪上加霜。我懂得,自己受到的良好教育,曾经努力获得的成绩,或多或少有着父母的影响和印记。我钦佩爷爷,一个大字不识且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华工,一个文革中受母亲连累而带病扫街的老人,仍在告诫我和妹妹少一些怨恨,多一点同情,只因为血浓于水!我懂得了,亲情与血缘难于割舍,也许永远也梳理不清……

我要去插队了。1969届的学生也闹着要一起走,但被我制止了。捧着他或她绣的针线包、织的围巾,我说,“你们还小,会有未来和希望……”我不希望他们跟我一起倒霉,同学们都哭了。现实与和经历使我明白了许多,中国不是移民国家,尽管爷爷是个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地道华工,但奶奶是俄国人,母亲又是日本人,这在军队以及常人看来,混血也许意味着混蛋”。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已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流行与世俗,承受更多的误解与煎熬似乎已命里注定。

我要去插队了。十三中军训团的负责人张连长执意送行,“海峯,你小子别孬种,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你倒下去……”常言道,人生三恩,而张连长对我就有知遇之恩!当年,是他把我送上了兵车,又是他接回来被退役的我,是他力排众议同意我当老师,又是他和学校决定由我负责带领下乡的队伍。最令人震撼的是,在当年我下乡的档案里,留下了“因身体原因而被中途退役”的部队证明和那页血迹斑驳的“誓言”,却抽走了公安部有关母亲是所谓“特嫌”、“里通外国”的资料。这是许多年后我才从懵懂中觉悟到的。我是幸运的!在那个“极左”、“血统论”猖獗年代,这样的举动,是为了一个深陷命运旋涡仍追逐理想和前途的年轻人活的更自信更有希望!我真切地体会到了铁血军人的柔情与人世间的博爱……

开往远方的列车在加速,北京已渐行渐远了。车厢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北京知青,尽管目的地都是通辽,但每个人下乡的背景与初衷各不相同。无论是青春无悔、追逐革命,还是青春无奈、命运使然,我们都将要远离都市与文明,被撒向那陌生与荒僻的科尔沁草原,把自己最美好的一段年华揉进那广袤无垠的扎鲁特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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